关于福建省开展电力直接交易试点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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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省厦门市人民政府


厦门市道路货物运输管理办法

　（厦门市人民政府令第68号　１９９７年１２月４日）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加强道路货物运输管理，维护货物运输市场秩序，促进货物运输市场的发展，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根据国家有关规定，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道路货物运输包括普通货物运输、零担货物运输、大件货物运输、冷藏保温运输、危险货物运输。
第三条 单位和个人在本市从事道路货物运输，适用本办法。
第四条 道路货物运输实行统筹规划、合理布局、多家经营、公平竞争的原则。
第五条 本市各级交通行政管理部门是道路货物运输的主管部门，其所属的道路运输管理机关（以下简称运政机关）具体负责本办法的实施。
工商、税务、公安、物价等部门依法按照各自的职责对道路货物运输实施管理。

第二章 开业和歇业、停业管理
第六条 申请经营道路货物运输应当具备国家规定的技术经济条件，经运政机关批准，取得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以下简称许可证），并向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办理注册登记，取得营业执照，方可经营。
驻厦各军（警）种所属单位要求参与地方营业性道路货物运输的，应按本办法办理开业手续，取得经营资格，其车辆应挂军企牌照并办理车辆道路运输证，方可参与营业性运输。
第七条 申请设立中外合资、合作道路货物运输企业，中方合营者必须具有法人资格和从事道路货物运输3年以上的经营经验，且拥有营运车20辆以上。外方投资者必须具有固定国籍和合法身份证明、公司注册证书和有效商业登记证以及所在国或地区的合法资信证明（包括以合法手
段取得的银行贷款），其证明资产必须大于该项目的投资总额；同时与中方多家企业合营的，其证明资产必须大于各项目投资总额。
第八条 经营零担货物运输者，必须具有5辆以上的有防雨、防尘、防盗功能的封闭式专用车、与其经营规模相适应的搬运装卸设备，以及有防火、防盗、防潮设施的仓储场地。
第九条 经营大件货物运输者，应有1名以上中级职称的汽车运用、路桥建设或其它与大件货物运输密切相关专业人员以及1辆能运载三级以上长大笨重货物的专用车和相应的装卸设备。驾驶员必须有5万公里安全行车里程的驾驶经历。
第十条 经营冷藏保温运输者，必须拥有冷藏、保温专用车辆。
第十一条 经营危险货物运输者，必须具备以下条件：
㈠ 具有10辆以上专用车；
㈡ 具有封闭型车库和有关部门批准允许停放危险货物运输车辆的停车场地；
㈢ 具有5年以上安全驾驶经历或安全行车里程已达到5万公里以上的驾驶员和相应的专业技术管理人员。
第十二条 申请经营道路货物运输者必须向运政机关提交下列材料，填报有关项目筹建申请表：
㈠ 项目可行性分析报告；
㈡ 资金信用证明或资产评估机构的验资证明；
㈢ 经营场地的产权证明或租期1年以上的租赁证明；
㈣ 申请设立中外合资、合作道路货物运输企业的，还须提交项目建议书、合营协议书、中方合营者营业执照、外方投资者的身份证明、公司注册证书和商业登记证以及拟成立企业名称的工商登记证明；
㈤ 国家规定要求提供的其它文件。
运政机关应当自收到全部申请资料之日起30日内作出书面决定，对符合条件的准予进行开业筹建工作。
筹建工作完成后，申请者应向运政机关申领许可证，符合条件的由运政机关发给许可证，从事道路危险货物运输的（含临时性和非营业性），发给加盖危险货物运输专用章的许可证。
许可证由原发证机关每年审验1次。
第十三条 申办四类大型物件运输以及跨地（市）、跨省市货运配载线路专营者，经市运政机关审核后，报省运政机关审批。
组建省际或中外合资、合作道路货物运输企业以及专营国际货运配载线路者，经市交通主管部门审核后，由省交通主管部门报交通部审批，凭立项批准文件到市外资主管部门和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办理有关手续后，向当地运政机关办理有关营运证件。
第十四条 道路货物运输经营者在本市设立分支机构，须由经营者持下列材料向运政机关提出申请：
㈠ 设立分支机构的申请报告、可行性分析报告；
㈡ 分支机构的办公场地产权证明或租期1年以上的租赁证明；
㈢ 分支机构负责人的聘用证明、身份证明及经营分点的设立期限。
运政机关应当自接到全部申请资料之日起15日内作出批准或不批准的决定，不批准的应说明理由。
本办法实施前外地运输企业已在本市设立的分支机构，应在本办法实施之日起30日内按本办法规定补办手续。经运政机关和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审查合格的，发给许可证和营业执照，不合格的，由运政机关予以取缔。
港、澳、台地区和外国的道路运输企业以及我国在境外与他国共同投资的合资道路运输企业在本市设立常驻代表机构的，按国家有关规定执行。
第十五条 道路货物运输经营者需变更经营范围、名称、住所，或合并、分立，必须向原发证、照机关申请办理变更手续。
第十六条 道路货物运输经营者歇业、停业必须提前30日向原审批运政机关提出申请，并在事前将承运的货物全部发送或交接完毕，结清往来帐目，上交所领单证和票据。歇业者应将许可证、道路运输证上交发证运政机关。歇业期满，运政机关审核批准恢复营业的，返还许可证和道
路运输证；停业者应向原审批机关缴销许可证、道路运输证。
道路货物运输经营者被依法责令停业整顿或吊销营业执照的，运政机关予以收缴一切营运证件。

第三章 运输管理
第十七条 从事道路危险货物的运输、装卸作业和业务管理、仓库管理的人员，必须掌握危险货物运输的有关知识，经运政机关考核合格，发给道路危险货物运输操作证，方可上岗。
第十八条 道路货物运输经营者应向运政机关申请领取运输单证，办理所属车辆的道路运输证。从事运输易燃易爆化学物品的车辆，还须向公安消防监督机构办理准运证。
运输企业以外其他企业为社会提供服务的运输车辆也必须办理道路运输证，方可运输。
道路运输证有效期限为3年，由原发证机关每年审验1次。
第十九条 法律、法规、规章规定限运的物资，必须按国家规定办理审批手续，方可运输。
第二十条 道路货物运输不得夹带危险、禁运和限运物品，托运限运以及需要办理有关准运证明的货物，托运人应同时提交相应证明。
第二十一条 大件货物运输、冷藏保温货物运输、危险货物运输的托运人必须委托具备承运相应种类货物资格的承运人运输。
第二十二条 大件货物运输，应按公安交通管理部门、市政管理部门和交通行政管理部门核定的路线行车，白天行车时应悬挂标志旗，夜间行车时应装设标志灯。
第二十三条 装运危险货物的车辆，应按国家标准悬挂规定的标志和标志灯。
托运未列入《汽车运输危险货物品名表》的危险货物新品种，必须向运政机关提交《危险货物鉴定表》，经运政机关核准后，方可托运。
第二十四条 外地车辆在本市辖区内配载回程货物，必须到运政机关核定的配载服务机构办理配载运输手续；自组货源的，应持有效的随货同行发票，到就近的运政机关办理回程配载签证手续；异地托运的，须凭原车籍所在地的托运单据到就近的运政机关办理签证手续。
第二十五条 货运配载经营者必须实行定点、定线和亮证经营，集零为整货物配载必须在同一线路，并不得转包经营、强行代办业务、转让运输，不得为无有效证件的营运车辆提供配载服务。
第二十六条 货运代理、联运经营者应当将所受理的运输业务交给具有合法资格的货物运输经营者承运。
在发生货运质量事故需要赔偿时，货运代理、联运经营者应当先行赔偿，然后向责任方追偿。
第二十七条 货运车辆应保持良好技术状况及车容车貌整洁，并按国家有关规定接受定期检测，经检测不合格的，不得投入运输。
第二十八条 货运车辆变更用途、过户、报停或报废须按规定向运政机关及其他有关部门办理相关手续。
第二十九条 道路货物运输车辆在运输过程中，必须携带道路运输证和道路货物运单。
第三十条 道路货物运输经营者对运政机关根据市政府要求所布置的外事、抢险、救灾、战备等特殊任务，必须执行。
第三十一条 运政机关根据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可会同有关部门组建本辖区的货运交易市场。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搞地区或部门封锁、垄断货源、欺行霸市、抢装强运，以及采取其它不正当手段或方式进行竞争。

第四章 票证与价格管理
第三十二条 道路货物运输经营者进行业务结算必须使用道路货物运输专用发票（以下简称专用发票），不得使用收款收据或其它票据。
专用发票的设计和印制，按照福建省有关规定执行。
第三十三条 专用发票由运政机关向市地方税务部门统一领取，并负责发放及其用、存、销管理，同时接受市地方税务部门的检查、指导、监督。
第三十四条 道路货物运输经营者不得转让、代开或者超过经营范围使用所购领的专用发票。
第三十五条 市价格行政管理部门会同市交通行政主管部门根据道路货运市场和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制定和调整道路货物运输运费标准和道路货物运输服务收费标准。由经营者定价的收费项目，实行优质优价，经营者应将拟定的收费标准报市交通行政主管部门和市价格行政管理部门
备案。
道路货物运输经营者收费必须明码标价，严格执行各项收费标准，不得违反价格管理规定。

第五章 罚 则
第三十六条 对下列车辆，运政机关可以责令暂时中止运行，并于7日内作出处理决定：
㈠ 非法运输禁运品的车辆；
㈡ 无道路运输证或使用无效道路运输证，或拒不接受检查和处理，或没有任何车辆通行证件的货运车辆；
㈢ 无危险货物承运资格而承运危险货物的车辆；
㈣ 其他不予以中止运行无法纠正其违章行为的车辆。
第三十七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未办理开业审批手续擅自经营道路货物运输或超许可范围经营的，责令停止违法行为，并处其违法所得金额1倍以上3倍以下的罚款，但最高不得超过30000元。
第三十八条 违反本办法第十四条规定设立分支机构的，由运政机关予以取缔，并处其违法所得金额1倍以上3倍以下的罚款，但最高不得超过30000元。
第三十九条 违反本办法第十五条、第十六条规定，未及时办理变更、歇业、停业登记审批手续的，责令补办手续，并处10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的罚款。
第四十条 违反本办法第十七条规定，直接从事道路危险货物的运输、装卸作业和业务管理、仓库管理的人员无道路危险货物运输操作证而上岗作业的，对其处300元以上500元以下的罚款。
第四十一条 违反本办法第十八条规定，无证运输的，责令停止违法行为，并处其违法所得金额1倍以上3倍以下的罚款，但最高不得超过20000元。
第四十二条 违反本办法第十九条、第二十条规定非法运输的，责令停止违法行为，并处1000元以上10000元以下的罚款。
第四十三条 违反本办法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规定从事特种货物运输的，责令停止违法行为，并处其违法所得金额1倍以上3倍以下的罚款，但最高不得超过30000元。
第四十四条 违反本办法第二十四条规定，未办理回程签证的，处500元以上3000元以下的罚款。
第四十五条 违反本办法第二十五条、第二十六条第一款规定的，处1000元以上10000元以下的罚款。
第四十六条 违反本办法第二十七条规定，使用不合格的车辆进行运输的，责令停止违法行为，并处10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的罚款。
第四十七条 违反本办法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规定的，责令改正，并处300元以上1000元以下的罚款。
第四十八条 违反本办法第三十条规定，不执行特殊任务的，处300元以上1000元以下的罚款，并由有关部门追究其负责人的行政责任。
第四十九条 违反本办法第三十一条规定，垄断货源、欺行霸市、抢装强运的，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依法处理。
第五十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的许可证、道路运输证年审管理制度的，处300元以上1000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收回已发证件。
第五十一条 违反本办法票证与价格管理规定的，由税务部门和价格行政管理部门依法处理。
第五十二条 交通行政管理部门和运政机关的工作人员在道路货物运输管理中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玩忽职守的，由其所在单位或上级主管机关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交通行政管理部门、运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因违法行使职权损害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合法权益造成经济损失的，应承担国家赔偿责任。

第六章 附 则
第五十三条 运输场站以及涉外货物运输、集装箱汽车运输按国家及福建省有关规定管理。
第五十四条 本办法自1998年3月1日起施行。



1997年12月4日
试论我国刑事诉讼中的对抗制因素及其合理限度

2000年12月18日 13:43 作者：龙宗智 来源：南京,江海学刊
对抗性的增强是新刑诉法的一个突出特点

日本学者野田良之在研究中国法制史和中国法文化时，强调了中国诉讼文化的非对抗性，他将中国传统的刑事诉讼称为上诉或保护性诉讼模式，而将西方的诉讼模式称为竞争性诉讼模式〔1〕。 日本学者滋贺秀三教授进一步将中国传统诉讼形态归纳为“父母官诉讼”〔2〕。 我国法文化学者梁治平先生也指出，对抗需建立在某种文化的共识之上，而维持整个社会的和谐，构成了中国古代法的出发点。〔3〕

家国传统与和谐精神，使中国传统诉讼文化缺乏竞争和对抗的要素。正是由于这种传统，加上当时的“情境因素”，近现代中国的诉讼形式，虽采用了控辩审分离的近现代诉讼形式，但具体的道路，是倾向于欧洲大陆的诉讼形式，具有明显的“职权主义”即非对抗制特征，仍然缺乏对抗制因素。

在现代刑事诉讼中，两种基本的诉讼结构——当事人主义和职权主义，即对抗制与非对抗制，存在重要的差别。所谓职权主义的非对抗制模式，其特征是强调国家机关的职权作用，由侦查阶段主张国家具有单方面侦查权的侦查职权主义，到审判阶段由法官直接调查积极审判的法官职权主义，都显示出一种国家主义倾向。它强调国家机关正确解决社会冲突的职权和责任，要求这些机关依据其法律责任查明真相，最大限度的保护各种应当受到保护的社会利益。我国过去的刑事诉讼，从包大人打坐开封府问案，到按照1979年通过的新中国第一部刑事诉讼法审案，虽然由于时代不同在诉讼程序的技术性设置上有重要区别（如是否允许“大刑伺候”——刑讯取供），却都是采取国家司法官员依职权主动审问的方式。在这种诉讼方式中，可能因社会的进步赋予被告人自行辩护或委托他人（如律师）辩护的权利，但在法官审问和推进诉讼的条件下，诉讼的对抗性较弱，因为法官掌握诉讼的命运，被告人原则上不能也不宜与法官对抗，而因法官在庭审时直接调查案件事实，也缺乏控辩双方进行诉讼对抗的充分条件。

另一种被称为当事人主义或对抗制模式，则是以控辩双方的诉讼对抗和法官的中立听证为审判结构的基本法理。其特点是将诉讼双方视为法律地位平等的诉讼当事人，并以抗辩即诉讼对抗的方式推进诉讼，并从诉讼对抗中发现案件真实和妥当解决争讼。首先，从诉讼关系上看，在这种结构中，检察官已从法制的“守护人”的角色走下来，实际上成为代表国家执行犯罪控诉职能的一方当事人，并与另一方当事人——刑事被告及其辩护人形成一种法律地位平等、诉讼权利对等的相对关系。其次，从诉讼双方的任务和职能看，控诉方承担在法庭上对有罪指控进行举证的责任，辩护方则利用法律赋予的权利极力进行辩护举证并抨击控诉方的立证，从而使诉讼抗辩成为庭审的基本内容。再次，从查明案情所采取的证据调查方式看，对案件事实的调查不再采用法官直接审问的方式，而是主要依靠控辩双方进行“交叉询问”——在证人出庭的情况下，由一方作主询问，另一方针对主询问再作询问，以图抵消主询问的作用，主询问与再询问可以循环多次。这就是抗辩式证据调查。

中国刑事诉讼制度的改革，既有价值上的考虑，又有技术上的动因。前者是基于这样一种认识：我国原刑事诉讼结构存在对公民个体权益保护不足的弊端，因此应强化被告人及其辩护人的诉讼权利，同时为他们创造行使这种权利的机会和条件。后者则是认为原诉讼结构以检察官移送的侦查案卷为审判的基础，而且法官在正式审判前将全面阅卷，对案件作实质性审查，这样既容易形成有罪认识的先入为主，又使法庭的公开审判流于形式，形成所谓的审判“走过场”。“走过场”即制度虚置，而人们普遍认为，法庭审判，是以公平和公开的方式寻求公正诉讼结局的最重要的制度设置。这次修改刑诉法采用了由控辩双方向法庭举证的所谓“控辩式”诉讼形式，也就是说，在法庭上，讯问被告、询问证人、出示物证、宣读鉴定结论等，都不再以法官为主进行，而主要由检察官和律师从事这些活动。而且在这个过程中，控诉和辩护双方可以相互辩驳（过去只能在法庭辩论阶段进行辩驳）虽然保留了法官调查证据的权利，但以控辩双方的举证和辩论为庭审中查明案情的主要方式，已经大大加强了对抗制因素，检察官在庭审中有某种当事人化趋势。这实际意味着以弱化职权主义因素、强化对抗制因素为基本特征的诉讼结构的根本性变革已经开始发生。

进一步而言，这种以当事人举证为主要内容的庭审方式变革牵一发而动全身。因为尽管修正案对庭审问题的规定有一些弹性，为法理解释和司法实务留下了一定的变动空间，但法庭举证主体已发生变化，“控辩式”庭审已基本确立，这一改变不仅影响法庭审判制度，而且势必导致刑事诉讼内在机制的转变。由此而引发侦查、起诉、审判程序的结构和功能发生重大的变化。庭审是诉讼活动的中心，也是对全部诉讼活动具有决定性意义的阶段。庭审的改变，对抗制诉讼方式的贯彻，将使诉讼双方趋于平等，使被告方获得较之非对抗制诉讼大得多的维护自身权利的条件和机会。而且它将促使侦查起诉方式或早或迟作相应改变。因为要让辩护方能在法庭有效举证，就必须赋予他相应的调查能力，被告辩护方的辩护性调查可能与国家侦控机关的犯罪调查同时展开并互相监督。同时，实行司法令状主义，由法官掌握搜查、扣押、逮捕等强制性侦查措施的决定权尤其是限制人身自由措施的决定权，可能成为下一步变革的方向之一，这将促使侦查中对抗性的增强。当然，从目前看，侦查模式目前大体未变。虽然已允许律师在侦查阶段介入诉讼，但尚有较大限制，目前还谈不上采取以“弹劾制”侦查观支撑的对抗制侦查方式，但律师的介入和嫌疑人在侦查中地位的强化，使侦查中的对抗性显然增强，这一点却是不能否认的。

关于增强对抗性的正负效应

增强诉讼的对抗性必须伴随观念的转化。对抗式诉讼形式的设计以某种“裁判哲学”为支持。它有两个要点，第一个是“相对主义”，或称“相对制度”，即强调相对和对立面的设置，由相对式抗辩，“使案件置于正反意见之间悬而未决，以防止任何轻率的结论，直到主事者可以探索它的一切特性和微妙差别为止。”并由此形成一种相互制约的关系，以抵御官僚弊端，防止国家对个人权利的漠视和侵犯。第二个要点是“辩证”思想。即以相互对立观点的交锋，即抗辩求证为寻求真理的最佳途径。由于法庭审判的任务要求获得某种确定性的结论，因此这种“辩证”方式有一个条件，即必须存在一个居于其间、踞于其上、中立客观并具有权威性的“评判者”，这就是法官的角色。

现代刑事审判是一种维护法律秩序，保护社会和公民，解决社会冲突的重要机制，而将非对抗制与对抗制诉讼相比较，二者在对公民权利的保护方式上有重要区别。前者给予国家的犯罪控制机关以更大的信任和更多的权力，同时将保护公民权益包括不冤枉无辜的责任也更多地托付予它。而后者则体现出对国家权力的某种疑虑，从而将权利更多地赋予公民个人，强调个人与国家在诉讼中的平等和对等关系，以抗辩的方式制约国家的犯罪侦查与公诉机关，保护个人权利。

相比之下，应当看到，对抗制的突出优点在于能够对国家机关的行为进行更有力的监督，从而更有效地保护当事人的权利。人们往往认为对抗制在程序上显得比较公正。其一是作为诉讼对抗的前提和条件的相对制度与“辩证”方法，有利于从不同侧面观察案件事实，做到“兼听则明”，防止司法认识的偏颇；其二是提高了被告人一方的诉讼地位，使诉讼双方的诉讼地位趋于平等，使被告人能获得更多的机会和条件为自己辩护，这有利于保护被告人的合法权利；其三是使法院成为更为中立的听证——裁判者，可以防止控审不分，有利于树立法院的公正形象；其四是将程序控制权归于当事人，使争议各方对通过自己的行为而产生的后果容易感到公平和满意。对此，有关的调查和实验表明，无论实际上的利弊得失如何，人们往往在不同程度上偏爱当事人主义的对抗式程序。〔4〕

但在另一方面，增强对抗性也不可避免地带来一些负面的影响。从结构功能分析，向对抗制发展可能带来几项弊端，其一，当事人倾向。由于对抗制度将诉讼双方设定为诉讼立场相互对立的诉讼当事人，双方出于当事人立场不可避免地要采用各种手段实现胜诉。在这里“胜诉”是最重要的，而实现正义，即对犯罪予以适当的制裁和对无辜者予以保护，则往往容易被忽视；其二，由于诉讼被当事人推进，诉讼结局受双方的诉讼技巧影响较大，一般认为，它较之法官职权主义，不利于查明案件的实质真实，而查明真实是刑事诉讼最基本和最重要的任务，也是实现正义的先决条件；其三，由于对抗制带来的“牙科医生式的诉讼作业”，即反复进行法庭调查和辩论，以及由当事人推进诉讼，必然降低诉讼的效率，“从重从快”难以贯彻；其四，大大增加了指控的难度，在目前我们的司法能力和司法条件之下，对打击犯罪不利；其五，增加了国家的诉讼负担，目前刑事司法的经济资源可能难以支持；其六，辩护举证受被告人经济状况影响较大，可能使法律在金钱下倾斜，辛普森案就是一个比较典型的例证。

也许正是考虑到这些问题，新刑诉法保留了相当的职权主义因素，如不采“起诉一本状主义”，要求移送主要证据复印件和证据目录；不承认法官的完全被动，而赋予法官相当的调查和控制审判的职权。这些措施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弱对抗制的弊端。当然，反过来也可能恰恰因此而致使庭审实务在一定程度上维持原状。在诉讼制度改革尤其是在现代对抗制和非对抗制之间作出取舍时，应当看到两种诉讼结构的利弊依附性，对某一种制度，用其长处也必然要承受它的不足，“择优结合”、“用利去弊”的说法虽然动听，但难免有画饼充饥之嫌。因此在诉讼制度改革时不能苛求有利无弊，更不能奢望完美。

确立对抗制因素的合理限度

利弊共生的情况下，关键在于价值观和价值选择。首先要对原体制作一个基本的估价，应当承认它的主要弱点在于忽视了对进入诉讼过程的公民个人的保护，以此为基点，在推进某种民主化改革的同时应当承认某些“必要的丧失”。在这个问题上要注意“大处着眼”，即宏观评估。因此而言，在原有诉讼模式的基础上增强诉讼的对抗性是必要的，这种增强，是要保证在刑事诉讼中的诉讼双方，尤其是辩护对公诉方，能够发挥为保证案件的正确处理尤其是保证进入刑事诉讼的公民个人的权利所必须的制约能力。也就是说，应当形成一种“他律”的合理机制，而不能仅仅依靠或基本依靠国家机关的“自律”。而且，这种“他律”，主要是一种“权利”制约“权力”的机制，即“民”对“官”的制约机制。

基于上述考虑，在程序运作中，有几个要点应予注意：一是律师的及时和有效的介入以及对侦查、起诉和审判的制约。刑事诉讼中，由于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所受的地位、环境和行为条件以及知识技能条件等方面的限制，其辩护权的行使不能不较多地依赖于辩护律师。辩护律师在诉讼中的及时介入，对于防止和纠正侦查的封闭性以及所带来的某种片面性和侦查越轨，是有积极意义的。对此，新刑诉法已经确认，但现在的问题是要在司法实践中切实贯彻这一立法精神。而这个问题至少在目前是值得引起注意的。这是因为：其一，由于我国强大的国家司法传统和相对弱小的“民间势力”，尤其是重视安全和安定，强调打击和控制犯罪的价值观，使得公民权利易被国家权力所压制，加之我国目前律师制约机制不健全的现实，更为这种压制找到了比较合理的说法。其二，从目前的一些方案和实际部门的心态看，也比较倾向于从严从紧控制律师的介入，尤其是侦查阶段的律师活动。如会见的时间、次数限制，利用“涉密规定”禁止律师在侦查阶段介入等。其三，我国刑诉法的有关规定易生岐义，实践中可能不利于立法精神的切实贯彻。例如国家秘密条款，从字面理解，所谓国家秘密，应该是指国家保密法所确定的秘密事项范围，刑事侦查中的保密事项和材料等司法秘密亦应包含其中。如此解释，就可能将律师基本排除于侦查程序之外。这显然与立法精神不合。这里的国家秘密应当作限制性解释，至少应排除案件本身。利用某些条款限制律师权利的问题在不少国家都曾出现。如日本刑诉法第39条第3款鉴于在押嫌疑人的调查时间有限， 为协调辩护人会见与侦查上的必要之间的关系，规定在侦查上有必要时，可以指定上述会见的场所和时间。过去，侦查机关利用这一规定，采用“一般指定”和“具体指定”制度大量限制律师会见嫌疑人，但90年代以来情况得到了较大的改变，律师会见权进一步得以实现〔5〕。日本的例子可以为我们所借鉴。

二是对强制性诉讼行为尤其是强制侦查的司法控制。在刑事诉讼中，强制性诉讼行为即诉讼中的强制措施，主要是指侦查、检察和审判机关为了发现和保全证据，控制和“保全”嫌疑人，而依法采取的各种具有强制性的方法。依强制客体的不同，可以分为对人的强制措施和对物的强制措施，前者如拘传、拘留、取保候审、监视居住以及逮捕，后者如搜查、扣押、冻结等（我国刑事诉讼中通常只将对人身的强制称为强制措施，而将对物的强制称为“专门调查工作和强制性措施”）。强制措施对于刑事司法说来，是一种不可缺少的重要手段，但同时却又会或多或少地对公民的人身自由及其他权益造成侵害，因此，强制措施必须控制在必要限度内。在刑事诉讼中，近现代人权思想的发展，主要就是以刑事程序中强制措施的抑制或合理化为中心展开的。主要的办法是对强制措施的适用实行法律控制，尤其是司法监督，即实行强制措施适用的“司法令状主义”，要求强制措施在一般情况下应根据由独立的司法官员审批后签发的“司法令状”才能实施。

随着人权保护制度的发展和完善，为防止犯罪控制机关滥用强制权，加强对强制措施的司法控制是完全必要的。尤其是考虑到诉讼中对抗制因素的增强对司法控制的要求提高了；而且这种增强可能带来的“当事人化”（即角色偏向）的消极影响，也需要加强司法控制对其予以防止。例如，对新刑诉法规定的拘留措施在几种情况下（流窜作案、多次作案、结伙作案的重大嫌疑分子等）可以延长至一个月才报捕的规定，学者们颇有微词。这里的问题不在于将一名嫌疑人关押时间的长短，而在于这个较长的关押时间未获得司法的审查和监督，我国刑事诉讼中采用的对侦查活动的检察监督对这一块实际上是不能控制的，对抗制原则在这里也是不适用的。虽然立法上确有弥补收审取消而带来的手段欠缺之意，但从总体上看似乎超出了一个必要的限度。再如侦查中的搜查措施，完全由侦查机关自行确定，随意性较大，今后的方向是可以考虑加强对这种措施的司法控制。

具体的司法控制方案在我国目前情况下可以考虑仍用对侦查活动实行检察监督的方案，因为这种做法有宪法和刑诉法奠定的法律基础，而且也比较现实，对侦查活动所带来的影响也比较小。尤其是我国刑事赔偿制度的建立，对强制措施的使用有较强的抑制作用。比较明显的如逮捕，由于涉及对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的职责与形象以及赔偿的可能，检察机关的批捕十分慎重。1996年3月， 人大修改刑诉法的决定修改了逮捕条款，放宽逮捕条件的立法意图十分明显，但就是这样，检察机关目前仍倾向于从严掌握逮捕，因为仍然存在形象与赔偿问题。当然，随着我国司法制度的进一步改革，今后不排除将某些最重要强制措施的审批权交给更中立和独立的审判机关行使。

三是审判活动中对抗制因素的确定。这主要体现在控辩式庭审需在一定程度上切实贯彻对抗求证的精神。目前控辩式庭审的大框架虽已由立法确认，但具体的方式却还有待摸索，其完善与成熟无疑还要有一个过程。在庭审程序的具体设置和掌握上，应当注意使控辩式不流于形式走过场。例如，庭审调查可以借鉴国外对抗制庭审的基本证据调查方法：交叉询问——区分控方举证和辩护方举证阶段，证人由提出一方作主询问，另一方作交叉询问，可以再询问，提出证人一方享有最后询问权。这种方法已经为长期的对抗制庭审实践以及大量的理论和实证分析证明是以控辩双方举证为主的诉讼形式中查明案情的基本的、不可缺少的方法。这种方法集中体现了对抗制诉讼抗辩求证的精髓，使证据内容的各个侧面能够得到比较充分的显现，而且能够真正贯彻“质证原则”，使证据的真伪、可信度得到检验。

然而，在另一方面，在我国的刑事诉讼中，对抗制因素必须注意控制其限度，以防止其消极影响，而且注意对抗制因素与我国司法制度及刑事诉讼制度的价值要求，基本构架与运作机制相协调。首先，我们不能忽视目前中国由于历史传统、价值取向、社会心理特征，以及现实的政治结构所形成的这块土壤。在一块典型的适合于职权主义生长的土壤上移植一种异质的诉讼结构，如果不注意双向改造以求相互适应，就很可能发生“南橘北枳”效应。我们与日本、意大利毕竟还有很大的区别（首先是一种大背景的区别）。中国目前条件下，就增强诉讼对抗性尚缺乏一些基本的制度环境和实际条件，处于中国的现实环境和社会条件下的立法者和司法者都不能走得太远，否则会带来一系列问题。因为重视安全、依赖国家权力的保护作为一种国民性格特征和社会心理具有较为恒定的性质，这个社会必然要求国家有效地发挥其“警察职能”，确保正常的社会秩序以及公民人身、财产的安全。尤其是伴随着社会的发展，刑事犯罪更为严重，而且呈现出更强的智能化和组织化的趋势，这种情况下，如果诉讼中对抗性太强，犯罪控制机关将更难完成他们的社会使命。在这种现实压力下，为了保证犯罪控制的效率和效益，中国的审判制度改革向对抗制的跨度不应太大。具体要求是对抗制因素不能对国家的刑事司法能力造成较大的损害，要基本保证侦查、检控犯罪的有效性，以维护社会的安全与秩序。这在制度设计和操作上应当注意：

其一，仍要充分肯定检察机关的客观公正，而应努力避免其当事人化。

检察机关作为公共利益的代表，应当客观公正地履行职务，这是司法制度对检察官的基本要求。可以想见，拥有公诉裁量权、侦查权与一定的监督权的检察机关如果不能持客观态度，公正履行自己的职责，对公民权益和社会利益无疑会造成巨大损害，而公正的审判也势必难以实现。

检察官客观公正地履行职务，就是要求检察官不是单纯地站在追诉者的立场，而应站在法律的立场，作为“护法者”，保证切实正确地实施法律。他必须着力于发现案件客观真实，在诉讼过程中，必须以客观态度既注意对被告不利的方面，又注意对被告有利的方面，一旦发现被告受到不公正待遇包括不适当地追究被告人刑事责任，则应当为之作出纠正的努力，包括撤销起诉以及为被告利益提出抗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