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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我国违约责任制度十论

2000年11月24日 14:16 王利明/姚辉

制定并实施相对完善的合同法，是我国市场经济发展和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迫切要求。违约责任制度既是合同法的主要组成部分，也是民法理论研究中的一项重要课题。结合有关学说和司法实践，深入探讨主要违约行为形态及责任方式，具有不可忽略的理论意义和现实价值。在我国的统一合同法中，应当建立和完善预期违约、根本违约、双方违约、第三人侵害债权等违约责任制度，应当使瑕疵担保责任和不适当履行责任两种制度合而为一，应当确立违约金以惩罚性为主、赔偿性为辅的原则。关于损害赔偿责任，特别是其中可得利益赔偿的合理标准，以及强制实际履行、定金制裁和违约责任的免责事由等问题，都是值得认真研究的。

作者王利明，1960年生，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法律系副主任；姚辉，1964年生，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讲师，民法专业在职博士研究生，民商法教研室副主任。

作为合同法的主要组成部分，违约责任制度是值得认真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在参与起草统一合同法的过程中，我们结合有关学说和司法实践，对违约责任的若干理论和制度问题进行了思考，现将部分心得发表于此，以就教于学术界和实务界同仁[1]。

一、关于预期违约

预期违约(Anticipatory Breach)亦称先期违约，包括明示毁约和默示毁约两种。所谓明示毁约，是指在合同履行期到来之前，一方当事人无正当理由而明确、肯定地向另一方表示他将不履行合同。所谓默示毁约，是指在履行期到来之前，一方当事人有确凿的证据证明另一方当事人在履行期到来时将不履行或不能履行合同，而另一方又不愿提供必要的履约担保。预期违约表现为未来将不履行合同义务，而不是实际违反合同义务。所以，有些学者认为此种违约只是“一种违约的危险”或“可能违约”[2]，它所侵害的不是现实债权，而是履行期届满前的效力不齐备的债权或“期待权色彩浓厚的债权”[3]。

预期违约是英美合同法中的特有概念，最早起源于1853年英国的霍切斯特诉戴纳·陶尔案[4]。《美国统一商法典》第2610条、2609条对此作了详尽的规定。《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以下简称《公约》）第72条吸收了英美法的经验，对预期违约作了规定。在大陆法国家，法律规定了双务合同的不安抗辩权，与预期违约制度极为相似[5]。我国涉外经济合同法第17条确认了默示毁约制度，但并没有规定明示毁约，且默示毁约制度仅适用于涉外经济合同。显然，我国法律关于预期违约制度的规定是不完整的。为了维护交易的安全和秩序，巩固合同效力，避免或减少债权人的损失，有必要完善我国的预期违约制度，同时也有必要从理论上阐明这一制度的独立价值。我们认为，这里需要搞清的问题主要有以下两个：

（一）拒绝履行的违约形态可否包括明示毁约

拒绝履行是指在合同履行期到来以后，债务人无正当理由而拒绝履行其义务。我国《民法通则》第111条称之为“不履行合同义务”。大陆法国家的学说和判例常常将明示毁约包括在拒绝履行之中，其主要理由是：给付拒绝与履行期无关，履行期届满前也会发生拒绝履行问题[6]。我们认为，拒绝履行不应包括明示毁约。一方面，在债务履行期到来之前，债务人并不负实际履行的义务，如果债务人在此时作出毁约表示，债权人并没有因此而取消合同，则债务人还可以撤回其毁约意思表示，这样债务人便没有构成违约；同时债权人如果根本不考虑债务人作出的毁约表示，坚持待合同履行期到来时要求债务人履行合同，而届时债务人履行了义务，则也不构成违约。另一方面，在损害赔偿的范围上两者应该是有区别的。如果履行期已到而债务人不履行债务，则应按照违约时的市场价格确定赔偿数额；如果是明示毁约，则应以毁约时的价格计算赔偿数额，而且在计算赔偿数额时，应考虑到因债务没有到履行期，债权人仍有很长时间采取措施减轻损害，债权人通过采取合理措施所减轻的损害，应从赔偿数额中扣除。可见，大陆法学者认为因为拒绝履行和明示毁约在赔偿范围上是一致的，因此前者应包括后者的观点[7]，显然是不妥的。

（二）不安抗辩制度可否代替默示毁约制度

大陆法国家的许多学者认为，大陆法的不安抗辩权制度可以代替英美法的默示毁约制度，因此不必单设预期违约。但是，这两项制度实际上不能相互取代。经过仔细比较可以看出，默示毁约制度较之不安抗辩权制度更有利于保护合同当事人的利益，维护交易的秩序。具体地讲，不安抗辩权的行使需要前提条件，这就是要求债务人的履行应有时间上的先后顺序。也就是说，负有先行给付义务的一方在先行给付以后，另一方才作出给付。正是因为履行时间上有先后，在一方先行给付以后，因对方财产状况恶化等原由而有可能得不到对待给付的情况下，才能形成不安抗辩问题。若无履行时间的先后顺序，则仅存在同时履行抗辩而不存在不安抗辩问题。默示毁约制度的适用则恰恰不需要这一前提条件，它能够广泛地发挥作用，及早地防止或制止各种可能有害于合同履行、危及交易秩序的行为，同时赋予受害人以各种补救的权利，而不安抗辩权赋予当事人的权利却很有限。将《美国统一商法典》、《公约》与德国和法国的《民法典》相对照，便不难看出二者的区别。应当承认，取法乎上，借鉴国外先进立法，是完善我国合同法的重要途径之一。

二、关于瑕疵担保责任与不适当履行责任

瑕疵担保，是指有偿合同中的债务人，对其所提出的给付应担保其权利完整和物的质量合格。如果债务人违反此种担保义务，则应负瑕疵担保责任。瑕疵担保责任分为两种，即权利的瑕疵担保和物的瑕疵担保。其中，物的瑕疵担保责任与不适当履行责任关系十分密切。在两种责任的相互关系问题上，各国立法主要采取两种方式：一是按照罗马法的模式，确认了瑕疵担保责任制度，但在违约形态中没有作出关于不适当履行的规定；瑕疵担保的责任形式主要是解除合同或减少价金，买受人只是在例外情况下才可请求不履行的损害赔偿。德国和法国法采纳了此种方式[8]。二是确认买卖合同中的出卖人对标的物质量负有明示和默示的担保义务，在出卖人违反义务，交付有瑕疵和缺陷的产品时，则按违约行为对待，买受人可获得各种违约的救济。英美法和《公约》采纳了此种方式[9]。相比之下，我们认为第二种方式更为合理。第一种方式不能对买受人提供足够的保护，它所规定的出卖人担保义务范围太小。同时，采用第一种方式也不利于澄清大陆法中长期存在着的瑕疵担保责任与违约责任之间的交叉、矛盾、不协调等混乱现象。

我国近年来颁布的有关法律法规对销售者出售不合格商品的责任、对买受人和消费者的利益维护都作出了较为详尽的规定。许多学者认为这些规定属于瑕疵担保责任制度[10]。实际上，我国法律历来是将瑕疵担保责任作为不适当履行责任对待的。在出卖人交付的产品不合格时，买受人可采取各种补救措施维护其权利，而不是仅能要求解除合同和减少价金。显然，这与大陆法的瑕疵担保责任形式完全不同，而更接近英美法的规定。

我们认为，大陆法确认的瑕疵担保责任制度，在很大程度上是罗马法的规定影响的结果。从比较法的角度来看，它并不是一种最佳的法律调整措施，其缺陷主要表现在：

1.补救方式过于简单。因其主要形式是减价和解除合同，这就使合同责任的其他各种形式如修补、替换、损害赔偿等方式不能在瑕疵担保责任中得到运用，使买受人难以寻求到更多的补救措施，尤其是不能运用损害赔偿方法来维护自身利益。

2.适用时间过于短暂（如德国法规定为6个月）。这也不利于保护买受人的利益。

3.大量不适当履行现象未被包括。例如出卖人交付的货物在给付数量、履行方法等方面不符合债的规定，特别是违反诚实信用原则所产生的附随义务的情况下，因与物的瑕疵无关，故不能成立物的瑕疵担保责任。这就人为地造成了两种制度并存的现象。在德国，这两种制度“自民法典施行以来，成了无尽的争议的原因”[11]。

4.权利瑕疵和物的瑕疵担保责任的区分会带来一系列问题。尤其是因为两种担保制度在补救方式上存在着重大差异，在适用中也显得极不合理。正如德国债务法修改委员会所指出的：“权利瑕疵与物的瑕疵，竟发生这样不同的法律效果，使人不可理解。至少，假如两种瑕疵类型有明确的区别，恐怕还可容忍，但现实并非如此”[12]。

基于上述理由，摒弃瑕疵担保责任的概念，而完全以违约责任替代之，便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了。我们认为，只要出卖人交付的货物不符合合同规定，不管出卖人的不履行属于物的瑕疵还是权利瑕疵，属于异种物交付还是出卖人违反其他义务，除出卖人具有法定的免责事由可以被免责以外，均应负不履行合同的责任，而买受人则可以寻求各种违约的补救措施。

三、关于根本违约及其与合同解除的关系

根本违约(Fundamental Breach,Substantial Breach)是英美法规定的一种违约形态，指义务人违反合同中重要的、根本性的条款即条件条款而构成的违约，受害人据此可以诉请赔偿，并有权要求解除合同。《公约》第25条对此作了明确规定。根据该条规定，构成根本违约必须符合两个条件：一方面，违约的后果使受害人蒙受损害，实际上剥夺了他根据合同规定有权期待得到的东西。所谓“有权期待得到的东西”，是指合同如期履行以后，受害人应该或者可以得到的利益[13],实施此种利益乃是当事人订立合同的目的和宗旨。另一方面，违约方预知而且一个同等资格、通情达理的人处于相同情况下也能够预知会发生根本违约的结果。也就是说，如果违约人及一个合理人在此情况下不能预见到违约行为的严重后果，便不构成根本违约。

我国涉外经济合同法第29条规定：“一方违反合同，以至严重影响订立合同所期望的经济利益”，“在合同约定的期限内没有履行合同，在被允许推迟履行的合理期限内仍未履行”，另一方可以解除合同。与《公约》的规定相比，我国法的规定显示出如下特点：第一，对根本违约的判定标准不如《公约》严格，没有采用预见性理论来限定根本违约的构成，而只是强调了违约结果的严重性可以成为认定根本违约的标准；第二，在违约严重性的判定上，没有采纳《公约》所规定的某些标准。如没有提及“实际上”剥夺另一方根据合同规定有权期待得到的东西这一情况，而只是采用“严重影响”一语来界定违约程度。比较而言，我国法律赋予了债权人更为广泛的解除合同的权利。

除涉外经济合同法的规定以外，我国其他有关合同法律法规并没有对根本违约作出规定，这是我国合同法的缺陷之一。根本违约制度作为允许和限定债权人在债务人违约的情况下解除合同的重要规则，是维护合同纪律、保护交易安全的重要措施，其适用范围应具有普遍性。

文化部办公厅


文化部办公厅关于印发《文化部“十二五”文化科技发展规划》的通知

办科技发〔2012〕18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文化厅（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文化广播电视局，各计划单列市文化局，本部各司局，各直属单位：
　　为贯彻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精神和《国家“十二五”时期文化改革发展规划纲要》的战略部署，深入实施《文化部“十二五”时期文化改革发展规划》，发挥与增强文化和科技的相互促进作用，实施科技带动战略，增强自主创新能力，文化部制定了《文化部“十二五”文化科技发展规划》。现印发给你们，请结合本部门、本地区的实际情况贯彻落实。
　　特此通知。


　　　　　　　　　　　　　　　　　　　　　　　　　　　　　 文化部办公厅
　　　　　　　　　　　　　　　　　　　　　　　　　　　　　 2012年9月12日





文化部“十二五”文化科技发展规划

2012年9月12日


目 录


　　一、形势与需求
　　二、指导原则、发展目标与主要指标
　　（一）指导原则
　　（二）发展目标
　　（三）主要指标
　　三、着力加强文化科技创新体系建设
　　（一）优化文化科技创新发展环境
　　（二）加强文化科技创新载体建设
　　（三）强化文化与科技融合发展功能
　　（四）发挥科技项目引领带动作用
　　（五）加快文化行业标准规范制定
　　（六）汇聚文化科技专业人才队伍
　　四、重点工作任务及领域
　　（一）文化科技基础性工作
　　（二）文化艺术资源保护与开发领域
　　（三）文化艺术产品创作生产领域
　　（四）文化传播与服务领域
　　（五）文化装备与系统平台建设
　　五、切实保障规划实施


文化部“十二五”文化科技发展规划


　　“十二五”时期是促进文化又好又快发展的关键阶段，也是文化科技发展的重要跃升期。为贯彻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精神和《国家“十二五”时期文化改革发展规划纲要》的战略部署，深入实施《文化部“十二五”时期文化改革发展规划》，发挥与增强文化和科技的相互促进作用、实施科技带动战略、增强自主创新能力，特制定《文化部“十二五”文化科技发展规划》。
　　一、形势与需求
　　“十一五”时期，文化科技得到较快发展，成为文化发展的重要引擎。贯彻科学思想，文化科技自主创新与集成创新能力进一步增强。实施各级文化科技项目的数量已达百余项，各地各部门科技研发投入创历史新高。文化和科技的融合有效助推了文化发展，在公共文化服务、文化产品创作与生产、文化产业、文化遗产保护与利用、对外文化交流以及文化行政管理等方面，文化科技支撑作用大幅提升：一批核心关键技术取得突破；文化领域标准制定以及管理填补空白；新兴文化业态得到发展。文化科技载体建设取得新进展，辐射与带动作用不断增强；全社会文化科技创新环境得到进一步改善，文化资源与科技资源的集成共享机制有了新的突破，一批科技人员和研发力量汇聚到文化行业，鼓励文化科技创新的社会氛围初步形成。
　　“十二五”时期，文化科技发展呈现新趋势，文化改革发展提出新要求，我国文化科技发展正处于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与跃升期。面对新的形势，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我国文化科技发展仍存在一些薄弱环节和深层次问题。主要表现为：文化科技发展还不能很好满足国家文化发展的需求，文化科技自主创新意识与能力有待增强，文化科技创新投入严重不足。文化事业发展中新技术集成应用较少，文化产业技术研发与创新水平偏低，相关基础和前沿研究比较薄弱。企业文化科技创新活力和动力亟待加强，产学研用结合不够紧密，文化科技队伍建设需要加大力度，高层次创新型文化科技人才匮乏，科技资源配置效率有待提高，自主创新政策落实需要进一步深化。
　　加快文化科技发展，是文化繁荣发展的必要支撑，是文化建设的迫切要求，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动文化产业成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的战略任务。推动文化科技创新，将深化对文化自身及文化产业内生动力的认识，将深刻影响文化产品创作生产方式、文化服务传播传承方式、精神文化生活方式，将开辟文化生产力、文化产品供给力的新空间，将创造文化消费新需求。文化科技进步将依赖文化改革发展的强大需求拉动，也必将更加紧密融合与互相推动促进。
　　二、指导原则、发展目标及主要指标
　　（一）指导原则：
　　1．自主创新。把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作为文化科技发展的战略基点，加大对自主创新的投入，大力推进原始创新、集成创新和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加强成果转化，以创新促发展，增强文化发展核心竞争力。
　　2．重点突破。集中力量，优选主题，突破一批具有全局性、战略性关键共性技术，研发一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和市场竞争力的战略产品，提高公共文化服务能力，支撑文化产业发展。
　　3．系统推进。以文化科技创新体系建设为核心，坚持开放合作，汇集各方资源，加强基础条件和能力建设，优化文化科技发展环境，培养复合型文化科技人才队伍，培育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创新型文化科技企业，促进文化科技整体水平的提升。
　　4．引领发展。充分发挥文化科技的动力和引擎作用，运用现代科技手段开发利用民族文化资源，加强技术集成与模式创新，改造传统文化产业，催生新的文化业态，抢占文化产业发展的制高点。
　　（二）发展目标：
　　“十二五”文化科技发展的总体目标是：文化科技创新体系基本完备，自主创新能力大幅提升，科技竞争力显著增强，文化重点领域核心关键技术取得突破性进展，文化行业标准化体系相对完善，文化科技基础环境条件得到改善，科技资源与文化资源的共享明显增强，文化与科技融合在深度和广度上取得实质性推进，有力支撑和引领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的发展。
　　（三）主要指标：
　　1．重点围绕传统文化产业的技术改造和新兴文化产业发展，加强技术研发、集成应用和产业化示范，组织实施8-10项国家级科技重点项目。
　　2．加强文化科技战略研究，支持300项左右文化科技基础科研项目，系统部署150项左右文化领域重要核心技术、关键技术和集成技术攻关，制定30项左右文化行业技术标准，转化推广75项左右先进适用技术。
　　3．加强人才队伍建设。以项目为带动，汇集和培养10名左右文化科技领域有重要影响的技术专家，100名左右中青年科技骨干，凝聚一批具有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的文化科技团队。
　　4．加强基础环境建设。依托文化单位、科研院所和高校设立3-5个文化与科技研发基地，2-4个文化部重点实验室与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建设5-8个文化科技创新平台，重点培育20个文化科技企业，认定20家左右文化与科技融合示范基地。
　　三、着力加强文化科技创新体系建设
　　（一）优化文化科技创新发展环境。开展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文化科技宣传、普及、教育活动，在全社会形成支持、参与文化科技创新发展的良好氛围。完善文化科技管理体制，积极探索跨部门、跨地区合作新机制，鼓励各级文化部门与科技部门建立文化科技协调工作机制，支持各种社会力量参与文化科技活动，形成有利于文化科技发展的工作管理环境。建立健全各级各类文化科技管理制度，制定和完善文化科技创新服务保障、资金扶持等方面的政策措施。积极协调各级财政部门，不断增加文化科技财政投入，形成持续稳定的经费支持渠道。重点支持欠发达地区文化科技服务手段创新，实现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探索建立文化科技发展评价指标，客观评价文化科技发展速度、水平、潜力和效益，促进文化科技有序、有向、有度发展。
　　（二）加强文化科技创新载体建设。依托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国家可持续发展实验区等，联合科技主管部门认定一批各具特色的国家级文化和科技融合示范基地，带动形成一批科技含量高、创新能力强的文化产业集群，优化文化产业结构。建设认定一批带动性强的文化科技创新型领军企业，结合促进高技术产业和文化产业发展的相关政策，研究制定促进文化科技企业快速发展的综合优惠措施。支持建立文化、艺术、技术、管理等方面力量相融合的新型文化科技综合研究机构和国家文化创新研究中心，持续开展文化科技创新发展战略和政策研究。加强资源整合，依托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及文化科技企业，培育建设若干文化科技重点实验室，开展文化科技关键技术研究和国际交流合作，提高文化领域科技创新能力，促进文化科技成果转化和创新创业人才培养。加强政产学研用紧密结合，构建以技术创新型企业、文化综合服务运营商及骨干文化集团为主体的文化技术创新战略联盟。
　　（三）强化文化与科技融合发展功能。面向文化发展需求，加强文化科技与文化建设各领域间的协调合作，在深度与广度上大力促进文化与科技的结合与融合发展。开展公共文化服务领域共性关键技术的研究与开发，支持数字技术、信息技术、网络技术在图书馆、博物馆、美术馆、文化馆中的集成应用，提升公共文化产品技术含量和服务效益。研究文化科技与文化产业融合发展的集成技术，积极采用适用技术推动传统文化产业升级，积极利用高新技术增强与壮大新兴文化产业。提高艺术生产装备水平和科技含量，增强文化演出的创造力、表现力和传播力。研究文化资源保护开发共享、知识产权保护、文化安全监管、文化诚信评价等文化管理共性技术，提高文化管理科技服务水平。
　　（四）发挥科技项目引领带动作用。加快实施文化科技重大专项，统筹开展原始创新、集成创新、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加快自主创新步伐，提高文化产品科技含量和市场竞争力。加强文化科技项目顶层设计，建立专家咨询机制，统筹协调项目组织、实施、管理、推广、转化及应用。积极争取在国家科技计划和国家文化科技创新工程中部署若干文化领域重大项目并统筹推动实施。大力推进“国家文化科技提升计划”，强化文化领域前沿技术、关键技术研究，集中力量解决一批具有前瞻性、全局性和引领性的重大科技问题。组织开展“文化部文化科技创新项目”，加强文化科技基础性研究，持续增强科学研究积累。全面实施“国家文化创新工程”，推动创新成果，尤其是文化科技创新成果的运用与推广，增强社会各界参与文化创新的自觉性和主动性，加快构建有利于全面提升自主创新能力的体制机制。
　　（五）加快文化行业标准规范制定。推进《文化标准化中长期发展规划（2007-2020）》的组织实施，加强涉及文化领域服务、建设、安全、环保、工艺、消费者权益保护等各个环节的重要技术标准、服务标准和基础标准的研究与制定，充分发挥标准化在文化发展以及公民文化权益保障中的导向和规范作用。切实提高文化领域各标准化专业技术委员会的组织功能，发挥企业在技术标准研制中的重要作用。加快文化资源特别是文化信息资源的标准化研发与实施进程，促进文化资源整合和共享。重点研究制定文化艺术、动漫游戏、网络文化等重点行业技术和服务标准规范，引导行业健康发展。
　　（六）汇聚文化科技专业人才队伍。以文化科技重点领域的研发为依托，通过实施重大科研项目，引进和培养一批文化科技领军人才。围绕文化科技不同发展方向，汇聚各类中青年科技专家，培养特色学科带头人和高级技术管理者。依托国家各类人才计划，注重对高端文化科技人才的引进并给予政策、项目支持，表彰奖励成就卓著的文化科技工作者。依托高校、科研院所，加强理工学科与人文、艺术学科的交叉融合，支持高校设立文化科技交叉学科与专业，培养文化科技后备人才。加强高水平创新团队建设，在实施相关文化科技计划中，加大对优秀创新团队的引导和支持。
　 四、重点工作任务及领域
　　（一）文化科技基础性工作。围绕文化领域内应急性、培育性、基础性科研工作，组织开展相关公益性科研。加快行业应用基础研究、行业重大公益性技术前期预研；推进文化行业重要技术与服务标准研制；做好文化行业重要基础数据的搜集、整理、统计、分析工作；推进文化行业相关计量与检验检测技术等研究的进程；支持文化资源保护开发共享、知识产权保护、文化安全监管、文化诚信评价等文化管理共性技术研究；开展文化领域文化科技软科学研究。
　　（二）文化艺术资源保护与开发领域。推动文化资源数字化、信息化和网络化进程；创新面向全社会的文化资源公益服务与商业应用的并行互惠经营模式；针对各类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和各类艺术表现形式资源积累的需求，利用高新技术建立起文化基础资源的信息采集、转换、记录、保存的应用技术体系；利用高新技术提升对传统介质资源保护的技术手段；建立各类文化基础资源信息数据库；开展针对各类文化基础资源数字化应用的关键技术研究；利用现代信息处理技术形成标准化、可共享的数字文化资源体系；为中华文明在数字化条件下的传承与创新发展奠定坚实的资源基础。
　　（三）文化艺术产品创作生产领域。综合利用高新技术，创新各类文化内容和艺术的表现形式和表现手段；丰富文化艺术创作的体裁与手段；增强文化艺术产品的表现力、感染力与时代感；增强动漫与游戏等电子娱乐体验的设计与制作技术；催生新的文化产品科技化形态；开展针对提升文艺作品创作、创意协同、内容编排、活动策划、艺术表现、受众互动和展演展映展播展览等效能的关键技术研究；开展针对版权保护及协同化服务的集成技术研究。
　　（四）文化传播与服务领域。综合利用现代高新技术扩大公共文化服务的有效覆盖与服务效率；统筹推进公共数字文化建设与服务，推进数字文化信息资源共享；支持重点文化产业围绕传播与服务形成系统性、集成性技术解决方案；推进针对互联网传播秩序、新兴媒体传播、文艺演出院线、网络内容生产和服务的新技术新业务的集成应用与集成创新；开展现代文化市场体系构建与技术监管所需的新技术开发与集成应用；利用信息技术构建与扩展文化遗产、对外文化交流、知识产权保护、文化贸易等领域传承传播服务的新途径与新渠道，增强国际竞争力。
　　（五）文化装备与系统平台建设。加快发展文化装备制造业，以先进技术支撑文化装备、软件、系统研制和自主发展。提高演艺业、娱乐业、动漫业、游戏业、文化旅游业、艺术品业、工艺美术业、文化会展业、创意设计业、网络文化业、数字文化服务业等重点产业的技术装备水平与系统软件国产化水平；发展面向公共文化服务与传播渠道建设的文化资源处理装备、展演展映展播展览装备和流动服务装备与系统平台；研发面向网络文化的内容制作、传输、消费和监管的模块化单元产品等重大关键技术，提升数字文化技术装备水平；攻克演艺装备数控系统、功能设备的核心关键技术，实现演艺灯光、音响、舞台机械与数控系统的协同发展与统筹部署，打造完整演艺装备产业链，大幅提高我国演艺装备产业的国际竞争力；开发工艺品与工艺美术辅助设计、舞台虚拟创作与演出彩排、数字内容生产等重大系统平台；推进各类技术创新服务平台建设，推动平台运行服务。
　　五、切实保障规划实施
　　文化部科技主管部门牵头组织实施本规划。各地方要依据本规划，结合各自实际，突出各自特色，强化本地方文化科技发展部署，做好与本规划的衔接，加强重大事项的会商和协调，做好重大任务的分解和落实。各级文化科技管理部门要加强对规划的贯彻宣传，做好协调服务和实施指导，调动和增强社会各方面参与的主动性、积极性。要注重加强与贯彻实施《国家“十二五”时期文化改革发展规划纲要》、《国家“十二五”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和《文化部“十二五”时期文化改革发展规划》的衔接部署，重视与文化部各专项规划以及各地方文化发展规划的协调，强化规划对年度计划执行和重大项目安排的统筹指导。在规划实施中，要重视开展文化科技发展战略研究。要加大文化科技宣传力度，提高文化科技信息服务能力，为文化科技的战略决策和管理提供有力支撑。要在全社会营造鼓励文化科技创造的良好氛围，让蕴藏于人民中的文化科技创新活力得到充分发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