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要约构成要件中的相对人的初步探讨/刘炳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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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当前女性犯罪的特点、原因与对策

福建省大田县人民检察院：陈长回 林丽芳


2004年以来，福建省大田县检察院共审查批准逮捕女性犯罪案件27件30人，分别占批准逮捕总数的9.4%和8.9%。与男性犯罪相比，她的案件虽然不多，所占的比例虽然也不大，但由于女性在家庭和社会中所处的特殊地位，女性的犯罪问题对社会的负面影响不少。因此，笔者试以本文对女性犯罪的特点、原因进行粗浅的分析，以利于做好女性犯罪的预防工作。
一、当前女性犯罪的主要特点
1、犯罪种类相对集中。当前女性犯罪的种类主要集中在拐卖儿童，赌博，引诱、容留、介绍他人卖淫罪，诈骗和盗窃等几大类犯罪，此外，故意杀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贪污挪用和非法进行节育手术也有一定的数量。在女性犯罪案件中，涉嫌拐卖儿童的有10人，占女性犯罪总数的33%；涉嫌赌博的有9人，占女性犯罪总数的30%；涉嫌引诱、容留、介绍他人卖淫罪的有8人，占女性犯罪总数的26.7%；涉嫌诈骗的有7人，占女性犯罪总数的23%；涉嫌盗窃的有5人，占女性犯罪总数的16.7%。
2、共同犯罪比较突出。由于女性自身的生理、心理、体力和智力等方面的特点限制，女性犯罪绝大多数以共同犯罪形式出现。在大田县检察院批准逮捕的27件30人的女性犯罪案件中，属于共同犯罪的案件有9件12人，分别占女性犯罪案件的33.3%和40%。在这些共同犯罪案件中，有的与男性犯罪嫌疑人结伙作案，有的则是女性之间相互结伙作案，这些犯罪成员最多的有9人，少则2人，彼此分工负责，互相配合，具有较强的社会危害性。
3、社会影响比较恶劣。从大田县的女性犯罪看，对社会影响恶劣的案件集中表现在拐卖儿童，以假结婚的手段实施诈骗，利用“六合彩”进行赌博，引诱、容留、介绍他人卖淫罪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等几大类。这些犯罪影响农村家庭的稳定，败坏了社会风气，破坏社会经济秩序。如犯罪嫌疑人陈秋萍以做生意缺少资金为借口，以高息为诱饵，在1996年至2002年间共向 23人群众多次借款，非法向社会吸收公众存款达1645.4万元，并将所借用的款项用于赌博或者用于支付高额的利息，造成有1528.3万元无法归还，给当地群众造成严重的损失，在当地影响恶劣。
二、当前女性犯罪的原因
1、暴富思想驱使。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社会经济体制的转轨，一些不法分子利用法律的漏洞而成暴发户，在社会产生了不良的导向作用。资本主义见利忘义的腐朽思想乘虚而入，给一些女性的心理造成了不良影响，由于一些农村妇女或者城镇下岗女工文化低下，谋生技能不够，从而出现了拐卖儿童，以假结婚名义实施诈骗，赌博，盗窃，引诱、容留、介绍他人卖淫罪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等犯罪。如犯罪嫌疑人陈秋萍原来是某国有企业的职工，但她受暴富思想的影响，以前曾经从事经营活动，而挣了些钱，但她并不满足，并染上赌博的恶习，不幸的是她因赌博赔了本，受暴富思想的影响的她萌生了以做生意缺乏资金，以高利为诱饵进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从而使她走上不归路。
2、法律意识淡薄。由于农村重男轻女的思想影响，一些女性在小时候较好与社会接触，文化知识相对较低，因此基本法律知识知之甚少，她们一旦走向社会，便用无知的标准来衡量自己，容易被拉拢成为共同犯罪的辅助成员，或者积极参与犯罪。如：犯罪嫌疑人温某某为了骗取钱财，受他人拉拢，以假结婚的名义实施诈骗。张某某由于无知实施了拐卖儿童的犯罪。吴某某与其男友商议以女色为诱饵，引诱被害人上钩进行敲诈勒索。
3、报复思想作祟。一些女性犯罪自控能力较差，不能用理智控制自己，不能正确评价自身行为的后果，遇到问题不能从自身方面找原因，并将家庭问题归因于社会或者家庭中的其他成员，无端猜疑从而引发犯罪。如：犯罪嫌疑人陈明桂因丧偶后再婚，但与后夫的关系不融洽，婚后不久夫妻双方感情出现裂痕，于是陈明桂无端猜疑是其后夫的三婆从中作梗，便对后夫的三婆怀恨在心，一次因为夫妻口角，丈夫离家出走，她便用投投毒的方式将其后夫的三婆毒死，使普通的家庭纠纷演变为故意杀人案。
三、预防女性犯罪的对策
1、重视实用技能培训。要充分认真提高女性文化知识水平的重要性，保障女童的受教育权利，加大对适龄女童就学情况的跟踪监督，防止女童失学，不折不扣地抓好九年义务教育工作，从源头上提高女童的文化知识水平。要加大农村妇女的扫盲工作力度，努力提高现有女性的文化知识水平，增强分辨是非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要确实抓好实用技术培训工作，有针对性地抓好适合妇女特点的实用技能培训，提高广大妇女的参与市场经济建设的能力，最大限度地扩大就业，引导广大妇女自强、自尊、自信、自立，从源头上防止违法犯罪现象的发生。
2、加强法律知识教育。要确实加强普法教育工作，充分发挥妇联、群团组织的作用，针对当前女性犯罪的特点，制定符合女性的心理、生理特点的法制宣传方案，有针对性地做好法制宣传工作，用健康的思想、良好的品行和正确的方法，积极引导广大妇女正确处理各种矛盾和各种社会关系，努力防止、遏制和减少女性犯罪的发生。要发挥各群众团体、政府有关部门、司法机关和城乡基层组织的作用，切实加强对女性的教育、保护和管理，及时查处侵害妇女合法权益的各种违法犯罪活动，努力防止家庭暴力，为广大妇女安全健康的生活创造良好的法制环境，努力遏制和减少女性因受侵害而产生的复仇性质暴力犯罪。
3、及时调解家庭纠纷。要正确分析当前婚姻家庭状况，针对个别家庭存在的婚外恋、包二奶和家庭暴力等不良的社会现象，要充分发挥城乡治保会和调解组织的作用，及时进行调解和干预，给予相关的当事人予以适当的道德和法律制裁，努力防止不良社会现象的蔓延，最大限度地保障妇女的合法权益，防止因家庭纠纷引发刑事犯罪案件。

虚假陈述民事损害的因果关系刍议

肖 义 方

摘 要：虚假陈述与损害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认定是证券民事诉讼的关键，证明因果关系要靠证明对虚假陈述的信赖来实现。在美国判例中，广泛采用欺诈市场理论推定信赖的存在。我国最高人民法院的有关司法解释基本采纳了欺诈市场理论，但对损害理解片面，只认为虚假陈述与投资者利益绝对减少具有因果关系，对因虚假陈述导致投资者获利减少不予认定。

关键词：虚假陈述 因果关系 信赖 欺诈市场理论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证券市场因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规定”）的出台，为中国的证券民事诉讼提供了法律依据。这项千呼万唤始出来的制度，虽然是以司法解释的形式出现，但在许多方面填补了我国的证券民事责任制度的空白，在理论上有所创新，制度上有所突破。本文拟借鉴美国证券制度的因果关系理论，对该“规定”的相关制度作初浅的评价。
在美国，证券反欺诈的法律基础是10b—5规则，主要的原则与具体的规则是法院通过对10b—5的扬弃，在典型判例中形成。10b—5规则是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为配合《1934年证券交易法》第10b条的实施，而制定的一个反欺诈规定，是全方位（catch-all）的兜底条款，[1]适用于与证券交易有关的各种欺诈行为。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明确指出，10b—5规则旨在禁止一切与证券买卖有关的欺诈行为，无论该行为发生在有组织的市场中（如证券交易所），还是在面对面的交易中，无论该证券是否应登记还是受豁免，也无论证券发行人是公众公司还是封闭公司，一律受10b—5规则和管辖。[2]这与“规定”的调整范围殊有不同，首先，证券欺诈行为的外延主要包括三种类型：内幕交易、虚假陈述和操纵市场，“规定”仅就虚假陈述的民事纠纷作了规定；其次，“规定”将证券市场限定为“发行人向社会公开募集股份的发行市场，通过证券交易所报价系统进行证券交易的市场，证券公司代办股份转让市场以及国家批准设立的其他证券市场。”并且明确：“因下列交易发生的民事诉讼，不适用本规定：（一）在国家批准设立的证券市场以外进行的交易；（二）在国家批准设立的证券市场上通过协议转让方式进行的交易。”进而对行为主体、行为对象作了严格限定，也决定了本文讨论的范围：即以“规定”的范围为基础，与10b—5规则进行比较分析。

一、信赖与因果关系
证券市场是一种高风险市场，加上投资者固有的投机动机，使得投资损失具有十分复杂的背景。而认定投资损失与虚假陈述存在因果关系，是信息披露义务人承担民事损害赔偿责任的基础。证券民事责任的因果关系包含两个方面的内容：交易方面的因果关系和损失方面的因果关系。[3]前者是指原告的证券交易是因被告的虚假陈述而为，后者则指原告因该证券交易而遭受了经济损失。一般而言，经济损失通常可为一定金钱计量，易于证明；而交易是否因虚假陈述而为，纯粹是当事人的心理活动，难以直接证明。在10b—5规则诉讼中，通常通过证明信赖关系的存在，间接证明交易方面的因果关系。围绕着信赖关系是必须质证还是只需推定所产生的理论笔者称之为信赖理论，不同的信赖理论产生不同的证明方式，成为证券民事诉讼举证责任的核心。
（一）信赖与因果关系之间的关系
在讨论10b—5规则下的民事责任，信赖与因果关系两个概念经常交换使用。在许多情况下，法院认为只要能证明或推定信赖的存在，交易方面的因果关系就自动成立。但多数观点认为，信赖和因果关系不是同一层次的概念，信赖在民事诉讼中是指原告的一种心理状态，原告在作出投资决策时获悉并信赖了被告的虚假陈述。信赖可以是直接的，如直接了解并信赖了被告的不实陈述；也可以是间接的，如原告对受虚假陈述影响的经纪人建议或其他证券研究结果产生信赖。但信赖仅是投资人损失的必要非充分条件，10b—5规则把信赖确定为民事诉因的一个构成要素，是因为该规则确定的民事责任制度源自于普通法下对欺诈行为提起的侵权之诉，根据普通法，原告证明对被告欺诈行为产生了信赖是获得赔偿的前提。[4]10b—5规则强调信赖的另一个原因是，该规则的宗旨之一是建立“买者自慎”（Caveat Emptor）原则，[5]而不是为投资人在证券市场中提供保险。
因果关系是一个事实标准，它要证明是被告的虚假陈述行为是导致原告损失的实质性因素。美国学者常常用“要不是”假设性描述：要不是被告不实陈述的话，原告就不会从事该笔交易。这里实质上将“信赖”作为一种证明因果关系存在的方法在使用，是一种无法直接把损失与虚假陈述联系起来而设计的一种法律平衡。如此这般，会产生这样的问题，原告受虚假陈述引诱从事交易就一定会遭到损失吗？如果当时向投资者披露了真相，他就绝对不会进行证券交易吗？为了公平解决此类问题，仅仅通过信赖确认因果关系是不够的，对信赖本身应当建立认定标准。
（二）信赖的主客观标准
如上所述，投资损失与虚假陈述之间的因果关系是通过信赖的证明或推定来确认的，而信赖纯粹是投资者心理状态，真实的心理只有投资者本身才知道，如果仅凭原告自己的主张，即认定因果关系的存在，无疑将被告推向绝对责任的境地，有违法律的公平，因此，在10b—5规则诉讼中，对判断信赖是否成立，法院采用了一定的标准。
美国法院多数采用主观标准，即合理信赖标准。所谓合理信赖标准，是指投资人在接受虚假陈述时，虽然尽到了应有的谨慎，对相关信息进行了合理的分析，但是基础自己的主观条件，还是对虚假的陈述产生了信赖。相对主观标准，一些法院采用客观标准，即正当信赖标准。所谓正当信赖标准，是指不以投资人的主观条件为基础，而是假想一个一般水平的理性人，按照这个理性人的认识水平，是否会在当时的条件下对虚假陈述产生信赖。
显然，主观标准侧重于投资人自身的条件，以具体投资人的心理状态为基础，更接近于事实的真相，但标准不够统一，法官的自由裁量权很大。而客观标准侧重于统一化的条件，一定程度上确保了法律的一致性，但是它并不以实际发生的情况为基础，可能会偏离事实的本来面目。相比较而言，主观标准较适于判例法国家采用，而客观标准较适于法典化国家采用。
（三）信赖与重大性标准
信赖的成立，是以信赖重大信息为基础的，即使是对非重大信息产生信赖，投资者也不可能造成实质损害，研究对非重大信息的信赖，对分析因果关系没有理论意义。因此，重大信息是产生法律上有效信赖的基础。原告对信赖举证时，首先要证明虚假陈述的是重大信息。
怎样判断一个信息是“重大信息”？美国最高法院通过Basic, Inc. v. Levinson一案[6]确立一个称为“实质可能性（substantial likelihood）”的标准，该标准假想了一个理性的人，在作证券投资的决策时，很可能看重某信息，则该信息就是重大信息。该标准以假想理性人为基础，不因原告不同而不同，具有相当的客观性；而且该标准并没有确定一个固定的数字作为衡量的尺度，具有相当的适应性。虚假陈述的重大性与信息的使用者如何看待和使用信息有关，是根据一个理性的人对信息是否重大的可能性的认识，从这一点来说，实质可能性标准仍然带有强烈的主观色彩。因此，我们评价一项虚假陈述时，应当对信息的数量与质量给予高度的关注，同时也应当关注该陈述对证券市场价格带来的波动幅度。
（四）信赖的市场反映
一项新信息的披露，如果投资者产生信赖，总会一定程度上影响投资者的行为。从投资者的个体考察，对虚假陈述信赖的直接表现是投资者作出投资决定，即买入或卖出了股票。从投资者的整体考察，投资者的行为将会产生一种新的证券价格，而新价格本身又形成一种新的信息，进而信赖与信息之间产生一系列连锁反应，形成新的市场状态。投资者对信息的信赖，实质转化为对市场的信赖，由于信赖的存在，一定的信息将决定一定的证券价格，虚假信息造成的证券价格差额正是投资者损失之所在。因此，只要证明了虚假信息对证券价格造成的妨碍，即可推定信赖的存在，进而证明虚假陈述与投资损失之间的因果关系。由此美国最高法院在Basic, Inc. v. Levinson[7]一案中形成了“欺诈市场”理论。

二、欺诈市场理论与因果关系
欺诈市场理论是建立在“有效市场”假说之上的，因此在讨论欺诈市场理论在因果关系判断的应用之前，我们先简要介绍一下有效市场假说。
（一）有效市场假说
有效市场的概念起源于金融从业人员用以发现证券定价错位的证券分析实践，是描述重大信息与证券价格关系的学说。法码将市场有效定义为：如果市场价格任何时候都充分反映了所有可获得的信息，那么，这样的市场就是有效市场。他吸收了罗伯茨市场有效的三分法，根据信息类型的不同，将市场有效分为三个层次：弱有效市场、次强有效市场和强有效市场。[8]如果将信息分为公开信息和内幕信息，其中公开信息还可分为历史信息和现在信息，弱有效市场是市场价格能充分反映历史信息，但不能完全反映现在信息与内幕信息的市场形态；次强有效市场是市场价格能充分反映公开信息，而还不能完全反映内幕信息的市场形态；强有效市场是能及时、充分反映所有信息的市场形态。有学者研究显示，我国沪市和深市已经达到或者接近弱有效。[9]
不管是哪一层次的有效市场，重大信息对市场价格都将产生决定性的影响，只是影响的时间有所不同而已。虽然弱有效市场对新信息的反映迟钝，但公开的新信息随着时间的推移，必将成为历史信息，终究会对市场产生影响。
由于市场的有效性是所有交易者的投资决策共同作用的结果，只有公开募集发行和公开竞价交易的证券市场才满足市场有效性假设。在协议转让和交易不活跃的市场中，市场有效性是不成立的。最高人民法院直接通过第三条的规定将不符合市场有效性的两类交易从“规定”中排除，理由可能基于此。
（二）欺诈市场理论
有效市场假说认为市场价格充分反映了所有可获得的信息，也就是说，证券市场的股票价格是在重大信息的影响下形成的，不管投资者是否知晓这些信息，只要他进行了投资行为，他就受到了信息的影响。如果信息是虚假的，市场价格必然会偏离其内在价值，投资者因此可能造成损失，进而将投资者的损失与虚假陈述联系起来，形成欺诈市场理论。
欺诈市场理论认为：由于市场有效性，证券市场是受信息左右的市场，所有重大信息都将被反映到证券的价格中，如果有关重大信息虚假，即构成对证券市场和所有投资者的欺诈。因此，在虚假陈述引起的诉讼中，原告并不需要举证证明对该虚假陈述产生了信赖，只需证明：1. 被告作出了公开的虚假陈述；2. 该虚假陈述属重大信息；3. 争议的股票是在一个有效市场中交易；4. 原告在虚假陈述作出后至真相被揭露前这段时间内从事了交易。[10]
（三）欺诈市场理论在因果关系判断中的意义
欺诈市场理论的应用，大大减轻了原告的举证责任。在许多情况下，譬如有重大遗漏的场合，原告要证明自己的交易行为是因信赖被告的虚假陈述而为的，举证相当困难甚至不可能，这样就会有很多因虚假陈述造成的损害得不到合理的追偿。采用欺诈市场理论，实质上是将原告的信赖证明变更为信赖推定，只要原告提供了上述四种证据，法院即可推定原告对被告的陈述产生了信赖，进而认定原告的损失与被告的虚假陈述之间存在因果关系，除非被告有证据推翻这种推定，从而转移了证明责任。
被告要推翻原告的信赖推定，一般在下列方面举证：1. 证明原告明知虚假陈述存在而为交易行为；2. 证明原告的交易行为根本不是虚假陈述引诱的结果，而是其他原因；3. 证明原告的交易行为与被告的虚假行为之间已经相隔了相当长的时间，虚假信息已被市场完全消化，对市场价格已经没有任何影响力；4. 证明市场价格变动的全部或者部分根本不是虚假陈述导致的。

三、对“规定”中因果关系判断标准的评述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证券市场因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从积极的与消极的两个方面规定了因果关系的认定条件。前者集中反映在第十八条：
“投资人具有以下情形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虚假陈述与损害结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
（一）投资人所投资的是与虚假陈述直接关联的证券；
（二）投资人在虚假陈述实施日及以后，至揭露日或者更正日之前买入该证券；
（三）投资人在虚假陈述揭露日或者更正日及以后，因卖出该证券发生亏损，或者因持续持有该证券而产生亏损。”
后者集中反映在第十九条：
“被告举证证明原告具有以下情形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虚假陈述与损害结果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
（一）在虚假陈述揭露日或者更正日之前已经卖出证券；
（二）在虚假陈述揭露日或者更正日及以后进行的投资；
（三）明知虚假陈述存在而进行的投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