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市贷款建设的城市道路车辆通行费征收管理实施细则(200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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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民在农村从事个体米面加工实现了利民利己的双赢，而加工米面所产生的噪音和悬浮颗粒物会对相邻人的社会环境产生危害，因此发生纠纷的案由应确定为相邻污染侵害纠纷还是环境污染责任纠纷。

　　【案情】

　　原告何元瑞。

　　被告谢昌荣，从事个体米面加工。

　　原、被告家的房屋相邻，原告于1992年修建了后面的四间两层，2009年在公路边上续建了一间两层。被告之父原先在自己房内购置机械设备从事米面加工，1997年被告将其父遗留的机械设备从室内搬迁到与原告家房相邻的法镇村4组的集体空地内搭建临时敞篷内从事米面加工至今。2011年2月，原告认为被告加工营业后对他们的居住环境造成了极大的伤害，严重影响了其生产、生活，找被告协商未果，遂找陕西省南郑县环境保护监测站进行监测。经南郑县环境保护监测站2011年3月7日监测，分别在原告家取四个点位监测，噪声指标分别为77.6dB（A）、69.8 dB（A）、73.1 dB（A）、71.7 dB（A），超出国家规定的以居民住宅为主要功能的1类声环境功能区昼间为55 dB（A）的环境噪声限值；总悬浮颗粒物经监测为0.374mg/m3，超出国家规定的二类区（含农村地区）总悬浮颗粒物的浓度限值为0.30 mg/m3。噪声和总悬浮颗粒物均超标。双方经镇、村调处，未达成协议。南郑县环境保护局于2011年3月20日向谢昌荣下达了环境保护违法行为限期改正通知书，责令其立即停业，限于2011年6月30日前补办环境影响评价审批手续，并对加工厂的加工噪声、粉尘污染进行治理。2011年7月20日，被告将原打米机停止使用，其余磨面机、榨油机、饲料粉碎机仍继续使用。2011年8月1日南郑县环境保护局对该加工厂再次进行检查，发现该加工户逾期未整改完毕，遂商请县电力局依法对谢昌荣米面加工户停止供电。但由于其他诸多原因，县电力局未对谢昌荣米面加工户停止供电。2011年8月16日原告起诉后，被告谢昌荣于2011年8月27日购买了一台新的打米机，安装于集体空地的另一端，继续进行加工生产。

　　陕西省南郑法院认为：被告谢昌荣从事米面加工，给相邻的原告一家造成了环境污染，对原告造成了损害，其具体表现为噪音和总悬浮颗粒物超标。被告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原告对侵权事实提供了相应的证据，证实了原告家中噪音和总悬浮颗粒物超标，南郑县环境保护局让被告谢昌荣停业进行整改，被告谢昌荣虽经整改，但经南郑县环境保护局检查，未整改完毕，被告谢昌荣一直还在从事米面加工，对原告和周围群众造成了一定影响。被告谢昌荣否认侵权事实，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七十四条（3）项之规定，应当由被告负责举证。现被告谢昌荣认为原告所诉的噪音、粉尘污染侵权行为在起诉当时和现在已客观不存在，对原告提交的监测报告提出异议，认为其程序不合法，内容不真实，不能作为现在原告起诉被告噪音、粉尘超标的证据使用，但也提供不出依据，也拒绝申请重新监测，也没有提交证据证实被告谢昌荣已整改到位，各项指标符合国家相关规定，故应承担举证不能的败诉责任。原告何元瑞要求被告停止侵害，停止侵害的内容为将机械设备全部搬走，并要求被告赔偿原告申请环保部门监测的监测费用650元。原告要求被告停止侵害应当予以支持，但提出让被告将机械设备全部搬走，不符合法律规定，也不符合本案实际，被告谢昌荣应当对其在与原告何元瑞相邻的集体空地上的机械设备全部停止使用，并对加工噪声、粉尘污染进行治理。对由此给原告造成的损失监测费用650元被告谢昌荣理应赔偿。

　　据此南郑法院据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十五条、第六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第四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七十四条（3）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谢昌荣在判决生效后三日停止侵害，对其在与原告何元瑞相邻的集体空地上的机械设备全部停止使用，停止使用期限自判决生效后三日起至谢昌荣对加工噪声、粉尘污染进行治理，环保部门重新检查合格之日止；

　　二、何元瑞申请南郑县环境保护监测站进行监测的监测费用650元，由被告谢昌荣承担；

　　本案判决后，原告向汉中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2012年4月经汉中市中级人民法院终审判决，维持一审判决。

　　【评析】

　　本案经一审、二审判决，其判决条款是正确。然而，本案一审判决书确定的案由为环境污染责任纠纷，二审判决书维持了该案由。对于本案案由如何确定，有两种意见：

　　一种意见认为：本案案由应确定为相邻污染侵害纠纷。相邻污染侵害是指相邻不动产权利人违反国家规定弃置固体废物，排放大气污染物、水污染物、噪音、光、电磁波辐射等有害物质，以侵害相邻人致生命安全、身体健康和社会环境。本案原、被告系相邻关系，因被告从事米面加工对原告的生活环境造成了侵害，其具体表现为噪声和悬浮颗粒物超过国家规定的标准，这种不可量物的侵害是民法物权理论关于物权保护的论述对象。由于物权系绝对权，对于物权的侵害不问侵害人的主观过错，理论上将妨害害物权的归责原则定义为严格责任，而不是无过错责任，因此无过错责任可以通过举证来实现法定的免责条件。因此，对于相邻关系的侵害，应当适用物权的保护方法，即《物权法》第35条和37条之规定。

　　另一种意见认为：本案案由应确定环境污染责任纠纷。环境污染责任是指工业活动或者其他人为原因，导致自然环境遭受污染或者破坏，从而造成他人人身、财产权益或者公共环境、其他公共财产遭受损害，或者有造成损害的危险时，侵权人所应当承担的侵权损害赔偿责任。本案环境污染经南郑县环境保护监测站监测和南郑县环保局处理，其监测结果显示被告确实侵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因此，应当承担环境污染责任纠纷。

　　笔者赞同第一种意见，即本案案由应当确定为相邻污染侵害纠纷。其理由如下；

　　一、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印发修改后的的通知》，一审法院立案时应当根据当事人诉争法律关系的性质，首先应适用修改后的《民事案件案由规定》列出的第四级案由。就本案而言，相邻污染侵害纠纷作为第四级案由完全和当事人诉争法律关系的性质相符合；而环境污染责任纠纷为三级案由，根据本案当事人诉争法律关系的性质，本案适当的四级案由为大气污染责任纠纷和噪声污染责任纠纷，根据《民事案件案由规定》，这两个案由应当并列确定为本案案由。

　　二、本案是原、被告系相邻关系，如果适用相邻污染侵害纠纷，如果存在噪声和悬浮颗粒物超标，原告可以要求被告排除妨害甚至可以请求损害赔偿，其适用严格责任，并不考虑被告主观过错之有无。而如果适用环境污染责任纠纷，根据法律规定，因污染环境发生纠纷，污染者应当就法律规定的不承担责任或者减轻责任的情形及其行为与损害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承担举证责任，这种无过错责任可能会通过污染者举证证明其应不承担责任或者减轻责任，对于原告的权益保护甚为不利。当然，本案不存在被告不承担责任或减轻责任的情形。

　　三、我国小农经济仍是广大农村（主要是西部农村）的主要经济形式，农民自给自足仍是农民减少开支储存积蓄的重要手段，农村加工米面生产者虽然获得了利润，但其生产行为对广大农民来说是互利互惠的，如果本案适用相邻污染侵害纠纷的案由，那么，就可以本着有利生产、方便生活、团结互助、公平合理的原则，来正确处理相邻关系。而本案案由确定为环境污染责任纠纷则不太恰当，理由是：首先，米面加工业不属于工业活动；其次，米面加工属于利己利民的农村必需品；再次，因米面加工而产生的噪声和悬浮颗粒物并没有造成公共环境或者公共财产的损害或者危险，仅对邻居造成了生活的侵扰，从结果看，本案被告并没有对其侵扰原告的行为向原告承担损害赔偿责任。

　　因此，根据《民事案件案由规定》的规定，人民法院结案时应当根据法庭查明的当事人之间实际存在的法律关系的性质，相应变更案件的案由。同时，案由是由一审法院根据当事人诉争法律关系的性质进行确定的，二审法院在审理上诉案件是是否应当对一审确定不妥当的案由进行审查和变更，然而，正如当事人诉请争议法律关系案由确定不当并不影响案件的受理和审理一样，二审法院不能对一审法院判决适当而案由确定不当的案子发回或者改判。笔者建议，为确保、规范和监督民事案件案由正确适当，应当由最高人民法院进行合理的相应规范。


　　(作者单位：陕西省南郑县人民法院）
“为他人谋取利益”在受贿罪中的认定

白静浦


　　关于“为他人谋取利益”是收受型受贿罪的主观要件还是客观要件的问题目前学术界仍有较大争议。主观要件说认为“为他人谋取利益”是受贿罪的主观要件，即要求行为人有为他人谋取利益的主观意图，因此，受贿罪是一种“意图犯”（或目的犯）。客观要件说有两个分支：一种观点认为，“为他人谋取利益”是指要有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行为。至于实际上是否已为他人谋取利益，不影响受贿罪的成立。这种观点又被称之为“行为说”；另一种观点认为，“为他人谋取利益”的内容可以是许诺为他人谋取利益，而不必有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行为，许诺既可以是明示的也可以是暗示的，既可以是真实的也可以是虚假的。这种观点被称之为“许诺说”。笔者认为，这几种观点都值得商榷。
　　首先，应该肯定，按主观要件说，可以把那种意图为行贿人谋取利益，但还未来得及实施或因某种原因未能谋取以利益的情形，纳入受贿罪的处罚范围，这对于国家的廉政建设具有积极意义。但是，此说有以下几方面值得商榷：（1）与实际情况不符。一般认为，行贿与受贿是对向犯，对行贿人来说，之所以给国家工作人员以财物，其目的（或意图）是要利用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为自己谋取利益，即“以钱换权”；反过来，对受贿人来说，之所以利用职务为行贿人谋取利益，其目的（或意图）是要换取行贿人的财物，即“以权换钱”。而不是像主观要件说所说的那样，“为他人谋取利益”是受贿人主观上的“意图”（或目的）。（2）与刑法的规定不符。本来，从现代汉语的解释来看，“为”既有表示目的（或意图）的含义（如“为了”），也有表示行为对象的意思（如“替”、“给”）。但从刑法第三百八十五条关于受贿罪的规定来看，把“为他人谋取利益”中的“为”理解为“替”或“给”他人谋取利益才是恰当的，而解释为“为了”他人谋取利益，则在表述上明显不通畅。同时，联系刑法第三百八十九条、第三百九十一条、第三百九十三条有关行贿罪的规定来看，“为谋取不正当利益”中的“为”显然是指行为人的主观意图（或目的），即“为了”谋取不正当利益。但在这几个条文中，“为谋取不正当利益”是放在条文之首，而受贿罪中的客观行为之后。如果立法者是把“为他人谋取利益”是放在条文之中的客观行为之后。如果立法者是把“为他人谋取利益”作为主观要件规定在受贿罪中的，就应该放在条文之首，实际上，刑法第三百八十五条只是通过对犯罪主体和客观行为的描述来界定受贿罪的，对主观方面并未作描述，更没有对犯罪意图作具体规定，即没有把受贿罪规定为“目的犯”（或“意图犯”）。（3）国外没有把“为他人谋取利益”规定为受贿罪主观意图的立法例。在德日刑法理论罪，虽然有不少学者认为，对法律没有明文规定主观意图（或目的）的某些犯罪，也可以解释为“目的犯”（或“意图犯”），即把某种主观意图解释为某罪主观上必须具备的要件，但似乎并无人认为受贿罪属于这种法无明文规定的“目的犯”。更没有人把“为他人谋取利益”视为受贿罪主观上必备的“意图”。
　　其次，应该肯定，客观要件说把“为他人谋取利益”理解为收受型受贿罪的客观要件，这无疑是符合立法原意的。按客观要件说中的“许诺说”，可以将绝大多数非法收受他人财物而没有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腐败行为纳入受贿罪的范围，对于国家推行反腐倡廉的政策也是有积极意义。但是，“许诺说”存在如下几个方面的问题：（1）许诺（或承诺）是一种意思表示，它虽然是一种行为，但正如有的论者所述，“仅是表露思想的行为，而不是实现思想的行为。‘许诺’为他人谋取利益，并不等于就是、或就会为他人谋取利益。”因此，既然肯定“为他人谋取利益”是受贿罪客观方面的要件，即受贿人客观方面必须要有的行为，那么，把这种行为的内容解释为是许诺为创优谋取利益，显然是超出了法律规定本身的含义。（2）按许诺说，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许诺，既可以是明示的也可以是暗示的，既可以是真实的也可以是虚假的。结果是只要行为人非法收受了他人财物，而又没有拒绝接受或退还财物的实际行动，就表明他是许诺为他人谋取利益，不论其事后有无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行为，均不影响受贿罪的成立。这样一来，“许诺为他人谋取利益的意思表示虽然属于客观范畴，实际上与行为人为他人谋取利益的主观意图之间已经只有一步之遥了，彼此之间除了分属客观范畴和主观范畴外，已经没有什么实质性区别。这种适用解释可能导致模糊受贿罪犯罪构成主观要件与客观要件界限的后果”，并且会使“为他人谋取利益”这一客观要件失去限制受贿罪处罚范围的作用。（3）许诺说的提出或许是受日本刑法中规定有受托受贿罪的启示，而受托受贿罪以行为人实施受贿行为时接受请托为成立条件。所谓接受请托，相当于许诺（或承诺）为对方谋取利益。在日本，受托受贿罪是普通受贿罪的加重犯。普通受贿罪的成立，只要是保管员或仲裁人就职务上的事项收受、要求或者约定贿赂即可，不要求受贿方许诺为对方谋取利益；如果受贿人许诺为对方牟利（或接受请托），则构成受托受贿罪，比普通受贿罪处罚更重；如果受贿人更进一步为行贿人谋取利益，百谋取利益时又实施了不正当行为，或者不实施适当行为，则构成加重受贿罪，比受托受贿罪的处罚还要重。但是，我国刑法对受贿罪的规定与日本有较大差别我们对收受型受贿处罚的起点是为他人谋取利益时，非法收受他人财物而没有许诺为他人谋取利益，甚至许诺为他人谋取利益而未付诸行动的，均不应以受贿罪来处罚。
　　最后，客观要件说是“行为说”不仅符合立法原意，而且司法实践中容易掌握认定，同时还可以避免扩大受贿罪的处罚范围。但是，如果严格按此说行事，强调受贿人只有已着手实行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行为，才可能构成受贿罪，那就又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即过于缩小了受贿罪的处罚范围。
　　笔者认为，“为他人谋取利益”，虽然是收受型受贿罪客观方面的必备要件，即必须有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行为，但也并非是像有的论者所说的那样，只能理解为实施了为他人谋取利益的实行行为。相反，可以将“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行为解释为包含准备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行为。这是因为，刑法上的故意行为大多有一个从开始作准备着手实行到最终完成的过程，“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行为也不例外。由于我国刑法总则规定，原则上对所有的预备犯总则规定，原则上对所有的预备犯都处罚，所以，刑法分则规定的故意犯罪行为，大多能理解为包含为实行犯作准备的行为。由此而论，把准备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行为也包含在“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行为之中，是有法律根据的。此其一。
　　其二，在许多受贿案件中，行为人不仅有非法收受他人财物的行为，而且也想为行贿人谋取利益，并做好了相应的准备工作只是由于某种原因终未实行。例如，杀人犯的亲属向承办案件的法官行贿1万元，要求其从宽判处，留杀人犯一条命。该法官答应帮忙，并建议对方想办法弄一份被告人有自首立功情节的假证明材料，以便其有从轻判处的“根据”。对方弄来证明材料后，该法官觉得案件性质严重凭已有的假证明材料，审判委员会也不一定同意不判死刑，因而未将假材料提交审判委员会，也未发表从轻判处的意见，杀人犯仍被判了死刑。在此例之中，法官非法收受了他人财物，并未着手实行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行为，但他要行贿方提供假证明材料，已实施了为他人谋取利益作准备的行为，这同已着手实行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行为而未实现牟利目的的情形相比，在主观恶性和社会危害性程度上已无多少差别因此，有必要把这类已实施为创优谋取利益作准备行为的情形，解释为具备“为他人谋取利益”的条件。
　　其三，根据刑法解释论的原理，当刑法对某种犯罪的成立条件规定得过于严格，不能完全适应同犯罪作斗争的实际需要时，可以在不超出法律规定原意的基础上，对法律作适当的扩张解释。据此，把受贿中的“为他人谋取利益”解释为包含准备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行为，也是符合刑法解释之要求的。
　　其四，将为他人谋取利益作准备的行为包含于“为他人谋取利益”不仅符合立法原意，而且可以克服上述“主观要件说”和“许诺说”无法避免的证据难以搜集认定带有主观随着性的弊病。因为要证明行为人有为他人谋取利益的主观“意图”或“许诺”（尤其是暗示的许诺），在行为人未采取行动之前，通常是十分困难的。而为他人谋取利益作准备的行为，毕竟是一种行为，是表现于外的客观实在，这方面的证据一般不难搜集，这就为司法机关准确认定案件创造了便利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