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出口商品复验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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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基本案情：
2003年，A公司向国家知识产权局申请了名为“广告牌”的外观设计并得到授权，2005年该公司在当地发现B公司制作的广告牌，外观设计与其专利相同，随即，该公司举报至当地知识产权局，要求停止侵权行为，A公司作为利害关系人参与案件的处理。

（二）B公司答辩称：
其树立广告牌实际是宣传牌、指路牌，是为宣传公益事业委托他人制作的，其使用行为不构成侵权。

（三）涉及的法律问题：
本案涉及外观专利的保护范围，即“为生产经营目” 是否包含“使用”。
《专利法》第1条禁止性规定了“不得为生产经营目的制造、销售、进口其外观设计专利产品”。意味着，如行为人仅是委托他人制作产品，而未发出具体指令，由他人单独设计、加工制作，并交付使用，虽然相关产品与外观设计专利产品相同或近似，但因行为人仅存在使用，而不涉及加工、设计、销售，不会对外观设计专利构成侵权行为。
与发明专利、实用新型专利相比，外观设计专利的禁止性规定不包括“使用”和“许诺销售”等行为，法理在于，专利鼓励的是创新智力成果，保护的是对智力成果擅自进行商业性复制和模仿。外观专利的使用目的、功能本身，即没有复制模仿，也没有因外观专利本身直接获利，即没有对产品销售（所有权转移）的获利。另外，如对外观专利的使用行为作出禁止性规定，则可能有悖社会公众利益。因此，对外观设计产品的使用，不必作出禁止性规定。
因此，应严格区分经济主体的经营行为和消费行为。不妨认为，企业购买栅栏将自身经营场所围护，与普通公民购买防盗铁窗用于房屋的加装，两个行为的本质是完全一致的，就是纯粹的消费行为，这样的消费并不给企业带来任何经济利益；企业购买了侵权产品进行福利发放、在营业场所悬挂侵犯外观专利的挂钟，也仅仅是消费行为，企业也并未通过该行为获得客观、明确、直接的对价。企业自用侵权产品的行为，若实质为该企业的消费行为，不应宽泛的认为是“为生产经营目”。
但如果将他人外观专利产品作为零部件，制作自己产品，再销售的，因零部件作为整体的一部分，跟随整体产品一同进行了所有权的转移，则超出了使用行为的范围，构成了销售侵权，但侵犯外观设计专利权的产品在该另一产品中仅具有技术功能的除外。

（四）案情分析
因本案B公司未参与广告牌的设计、制作，而是委托他人制作，对广告牌的使用，为终极使用行为，是以广告为媒介、工具，进行其他商业活动，而非以广告牌本身获取直接的经济利益，故可以认定为其是使用行为，而非制造、销售行为，不够称侵权。


北京高文律师事务所
商家泉 律师

浅析家庭暴力

钱贵


　　随着新世纪的发展，家庭暴力问题越来越成为社会公众普遍关注的焦点话题。它的产生，有其深厚的历史根源、社会背景和经济原因。诸多家庭暴力的惨剧告诫我们：只有不断完善立法，进行法制宣传教育，健全法律保障机制和社会综合维权机制，同时不忘呼唤一套完整的家庭伦理道德体系，才能根本遏制家庭暴力，切实保障广大妇女的权益，最终维护社会的秩序和安定!
　　我国2001年4月27日通过的新婚姻法虽然明文禁止实施家庭暴力，但对家庭暴力的概念并没有做出规定;同样，2005年8月28日新修改的《妇女权益保障法》再次更加明确规定禁止对妇女实施家庭暴力，但对什么是家庭暴力也没有做出相关界定。理论界对此的认识仍有很大分歧，目前最常见的分类是以被侵犯的权益不同，将家庭暴力分为身体暴力、性暴力和精神暴力[1]。为指导司法实践，2001年12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1条对此作出了明确规定，即家庭暴力是指行为人以殴打、捆绑、残害、强行限制人身自由或者其他手段，给其家庭成员的身体、精神等方面造成一定伤害后果的行为。
　　总的说来，家庭暴力的概念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家庭暴力是指家庭人员之间，一方对另一方进行肉体伤害、精神折磨和性虐待的违法犯罪行为。狭义的家庭暴力，主要是指丈夫对妻子进行肉体伤害、精神折磨和性虐待的违法犯罪行为。[2]人们对家庭暴力的概念，一般都是从狭义上来理解和使用的。而本文所论述的家庭暴力，仅从最常见、最普遍和最难以治理的暴力行为，即对广大妇女所实施的家庭暴力(狭义)进行阐述。湖南省人大常委会制定的《关于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的决议》还为家庭暴力下了一个法律定义，即家庭暴力是指发生在家庭成员之间，以殴打、禁闭、捆绑、残害或者其他手段，对家庭成员人身、精神、性等方面进行摧残的行为
　　我国长期以来男尊女卑的夫权思想根深蒂固，在以男子为中心的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妇女基本上处于只有义务而毫无权利的悲惨境地，反映在夫妻上，主要表现为男尊女卑、夫权统治。例如，我国古代的礼、法规定：“夫为妻纲”，“夫者妻之天也”。要求妇女“三从”、“四德”，妇女从生到死，都置于男子统治之下。在家庭和社会生活中，妻子都处于受压迫、受奴役的地位。她们根本不是平等的民事主体，夫妻关系也只是尊卑、主从关系，妇女几乎成了男子的附属品和私有财产。在这种历史背景下生活的女性也认为夫为妻纲，夫权高于一切，女人就应该接受丈夫的支配，因此反抗意识淡薄，对来自丈夫的暴力往往默默忍受。新中国成立后，我国政府从法律上取缔了传统的男性中心思维定式，妇女的地位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提高。但是，封建男尊女卑的夫权思想并未彻底从人们的头脑中肃清，许多人仍然认为丈夫享有统治和支配妻子的特权，什么“取来的妻，买来的马，任我骑来任我打”。一些人甚至还把妻子当作是丈夫的一件物品，并把对妻子的暴力行为看作是丈夫正当的 “纠正” 妻子犯错的权利。同时一些女性也仍持有男主女从的观念，在家庭中甘于丈夫之下，心理上没有独立的人格，逐渐丧了自我，当家庭纠纷激发为家庭暴力时，只是逆来顺受。在这样的背景下，家庭暴力作为解决家庭矛盾的一种常见手段也就不奇怪了。
　　尽管2001年4月新修改的《婚姻法》和2005年8月新修改的《妇女权益保障法》明文规定禁止家庭暴力，其他的法律法规也规定了相关的惩罚措施，但是在具体的实施过程中，由于受传统的“民不告，官不究”和“清官难断家务事”等观念的影响，不仅一部分执法人员不能依法惩处家庭暴力行为，甚至连有些公安机关的报警电话也通常不接受家庭中的暴力事件。他们认为“两口子吵架不记仇”，家庭内部事物不便于干预，“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要么就是抱着一副息事宁人的态度敷衍塞责，最多通过调解解决问题。毋庸置疑，如此执法肯定对施暴者起不到惩戒和威慑作用。
　　社会上的一些大众传播媒介对暴力、凶杀、性虐待等进行大力渲染，从某种角度上说，这些舆论氛围实际是起了教唆的作用。如电视剧《流星花园》，它以一个耳光拉开了男女主角的爱情序幕，从此两人走上了刀光剑影的“甜蜜之旅”。而那些看得如痴如醉的人们却将所有激烈的家庭暴力行为贴上了一个标签——这就是爱。人的许多暴力行为是从上述类似的社会文化中“习得”的，也就是说，施暴者不是先天有心理障碍，而是在后天中学习到的。家庭暴力的施暴者也不例外。由于社会缺乏一种主流文化来引导人们的婚姻行为，新闻媒体和社会舆论在这方面的导向也存在或多或少的偏差，一些书刊、影碟、电视剧(如《不要跟陌生人说话》)等对家庭成员间尤其是丈夫对妻子的暴力行为极力宣扬，误导了人们去艳羡甚至刻意去模仿他们以寻求刺激。
　　我国高度重视家庭暴力问题，政府一方面向国际社会作出庄严承诺，签署禁止家庭暴力的相关国际法律文件，另一方面，将干预和制止家庭暴力列入2001-2010年《妇女发展纲要》的目标之一。同时不断完善立法，使家庭暴力问题做到有法可依。为了明确禁止家庭暴力，加强对受害者的保护和救助，严厉惩治家庭暴力的违法行为，2001年4月修改的新《婚姻法》在第三条、第三十二条、第四十三条、第四十五条和第四十六条首次以法律的形式明确了家庭暴力受害人自力救济的途径，明确了公安、司法部门在反家庭暴力中的职责，以及确立了社区组织在反家庭暴力中的重要地位等等。
　　根据法律和行政法规的规定，法律赋予了家庭暴力受害者多种维权手段。处于弱势地位的广大妇女，应紧紧抓住国家普法教育的大好机会，努力学习法律知识，不断提高自身的法律意识和法治观念，形成学法、懂法、用法的良好风尚。当自己的人身权益再次受到侵害时，果断拿起法律武器与家庭暴力的违法行为作斗争。同时，执法人员也应积极学习法律知识，主动加强执法，切实维护好广大妇女的权益。国家更要加大法制宣传教育与培训的力度，进一步制定针对家庭暴力的细化标准和执行细则来规范公安司法等机关的权责和健全妇女权益的法律保障机制，以完善立法来加强执法。


参考文献
[1]孙彬,姬新江主编.婚姻家庭法学[M].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4.53.
[2]阙祥才.家庭暴力探析[J].湖北社会科学,2004,4: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