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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铁平擅自设立金融机构案
　　——擅自设立金融机构的行为如何适用法律
黄宝耀　范　君

　　【案情】
　　被告人胡铁平，男，38岁，原深圳市华寿投资发展有限公司经理。被告人胡铁平因在生意上出现较大亏损，便准备以非法手段牟利。经过分析报章资料，他发现北京居民习惯于把手里多出来的钱存入银行，而不象深圳人喜欢用于炒股或进行其他投资，于是预谋在北京设立一家储蓄所，骗取存款后再用这笔钱进行投资牟利。
　　1999年3月下旬，被告人胡铁平来京开始进行非法设立储蓄所的准备工作。首先，是要选择一家银行并以其名义“开办”储蓄所。胡注意到，如果选择工商行、建行等商业银行，就必须具备通存通兑的业务条件，而这对他来说是根本不可能的。结果，他选择了一家政策性银行——即国家开发银行，避开了很易使其露出马脚的问题。其后，他选择了复兴路22号丙9号内70余平米的房屋作为私设储蓄所的地点。这里邻近长安街沿线，附近有大片的居民区和一家商品批发市场，但却没有什么储蓄机构，这些条件使附近的居民易于上勾。最后，胡铁平私刻了“中国开发银行储蓄所管理处”和“中国开发银行行政专用章”印章，伪造了姓名为“王京成”的假居民身份证。一切准备工作就绪后，胡铁平便以“中国开发银行储蓄管理处副处长王京成”的身份，以“中国开发银行储蓄管理处”的名义开始非法设立储蓄所的犯罪活动。
　　1999年4月初，被告人胡铁平与复兴路22号丙9号的房屋产权单位签定了租房合同，同时交付三个月的租金2?7万余元。胡铁平找来装修队，要求按照储蓄所的通常样式对该处房屋加以设计、装修。他又通过人才市场，招聘何某为营业部主任、邱某为储蓄所会计，继而让何、邱二人招聘了保安员、营业员、出纳员、储蓄员等工作人员若干名，并购买大量办公用品，订购储蓄机构专用电脑软件，还安装了监控专用的摄像头(但没有连接真正的监控设备)。胡铁平自己根据商业银行票证的样式，设计了一套适用于其开办的这家储蓄所的存折、定期存款凭条、利息支取凭条等10种银行专用凭证，并委托北京盛华印刷厂印制。他还订制了一块“国家开发银行总行营业部万寿储蓄所”铜牌并悬挂起来。当有人问及印章与铜牌的银行名称为什么不一致时，他谎称银行名称本来是同一个，只不过在英文翻译上出现了差异等等。为了尽快骗取存款，胡铁平一方面给招聘来的工作人员布置吸纳储蓄的定额任务，一方面多次向他人宣称，这家储蓄所的储蓄利率比其他银行高，并有一定鼓励存款的措施。
　　就在胡铁平筹备开业的时候，国家开发银行保卫处根据群众反映的情况，向公安机关举报了胡铁平的犯罪活动。4月20日，胡铁平被公安机关抓获。
　　1999年9月2日，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检察院以被告人胡铁平犯擅自设立金融机构罪，向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审判】
　　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定，被告人胡铁平未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非法设立银行的储蓄分支机构，私刻印章、伪造身份证明、印制金融票证、租赁房屋作为经营场所、招聘工作人员、悬挂储蓄所标牌，其行为已构成擅自设立金融机构罪，且情节严重，但系犯罪未遂。该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174条第1款、第123条、第53条之规定，于1999年9月29日判决：被告人胡铁平犯擅自设立金融机构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零六个月，罚金人民币十万元。判决后，被告人胡铁平没有提出上诉。
【评析】
　　本案在审理中的主要问题有两个，分别作如下分析：
　　(一)对胡铁平之行为如何定性?
　　被告人胡铁平实施的一系列行为，构成一罪还是数罪，应如何适用法律定性，是本案应当首要解决的问题。根据我国刑法的规定及有关理论，行为人触犯罪名的数量以其犯罪事实具备犯罪构成的数量为准。本案被告人胡铁平前后所实施的行为，符合数个基本或修正的犯罪构成要件，触犯了数个罪名。现分述如下：
　　第一，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胡铁平的行为目的是“在北京设立一家储蓄所，吸收存款后，再用这笔钱投资牟利”，而不是以占有为目的诈骗钱财，这一故意符合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主观构成要件。在这一故意支配下，胡铁平实施了伪造身份证明、设立假金融机构、高息揽蓄等一系列行为，虽然他的行为在筹备阶段被迫停止，尚不具备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基本物质条件，但已构成了对国家金融管理秩序的破坏，符合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客体要件和客观方面要件，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鉴于尚未着手实施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行为，可认定为犯罪预备。
　　第二，构成擅自设立金融机构罪。胡铁平出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目的，故意不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擅自设立“国家开发银行万寿储蓄所”，破坏了国家关于金融机构的审批管理制度，构成擅自设立金融机构罪。只是由于其意志以外的原因，胡铁平擅自设立金融的行为没有得逞，使其犯罪行为停止于正在实施的阶段，故应认定犯罪未遂。
　　本案在讨论中，有人认为擅自设立金融机构罪为举动犯，只要行为人一开始实施该罪客观要件所规定的行为，就构成既遂。我们不同意这种观点。举动犯在我国刑法分则中，一般是针对那些一旦进一步着手实行，就会造成很大的社会危害，危及国家政权的犯罪活动，如分裂国家罪、颠覆国家政权罪、间谍罪等；或者是那些带有教唆煽动性质的社会危害性非常大的犯罪，如煽动分裂国家罪、传授犯罪方法罪等。而刑法分则规定的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犯罪不应被理解为举动犯，因为该罪行并不直接危及国家政权，也不带有教唆煽动他人犯罪的广泛之危害，其社会危害性显然不如前述犯罪行为大。擅自设立金融机构，需要一个由筹备到开始非法运作的过程，也就是“设立”的过程，所以此罪应当属于行为犯的范畴，只有“擅自设立”行为完成，非法金融机构能够开始运作，才是该罪的既遂。这样理解更符合刑法第174条的立法精神。
　　第三，构成伪造企业、事业单位印章罪和伪造居民身份证罪。胡铁平为设立其非法金融机构，先后私刻了“中国开发银行储蓄管理处”和“中国开发银行行政专用章”印章、伪造了姓名为“王京成”的假居民身份证，并将印章、身份证用于大量示金融的设立活动，符合这两罪的犯罪构成，且属犯罪既遂。
　　综上所述，胡铁平实施的伪造居民身份证和伪造企业、事业单位印章的行为，是在为其开办储蓄所制造一个假身份，为擅自设立金融机构准备条件。条件成熟后，胡铁平即实施了以开发银行的名义租房、招工、订牌匾、印单剧等等一系列设立非法金融机构的行为。一旦这些行为得逞，所谓的“国家开发银行万寿储蓄所”设立起来，具备对外营业的条件，胡铁平必然开始着手实施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犯罪行为。可以看出，这些犯罪行为之间具有手段与目的的内在联系，它们分别表现为手段行为或目的行为(伪造企业、事业单位印章和伪造居民身份证是擅自设立金融机构的手段行为，而擅自设立金融机构又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手段行为)，相互间形成一个有机整体，具有牵连关系。依据有关司法解释，对于牵连犯除了法律有明确规定的以外应择一重罪处断。相比之下，伪造企业、事业单位印章罪和伪造居民身份证罪是轻罪，可不予考虑。对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之预备或擅自设立金融机构罪之未遂进行比较，这两个罪名的法定刑一致，但前者的从宽幅度显然大于后者，依照牵连犯择一重罪处断的原则，本案应定性为擅自设立金融机构，且属犯罪未遂。
　　(二)本案能否认定情节严重?
　　在认定犯罪未遂的情况下还能否认定情节严重，是司法实践经常遇到的问题。
　　通说认为，情节加重犯不存在未完成犯罪的形态，因为这类加重构成犯的加重结果、情节不可能存在犯罪的未完成形态，而其构成特征是在具备某一具体犯罪基本构成的基础上，又出现了基本构成条款不能包括而为加重刑罚的条款所特别规定的严重结果或情节。
　　我们认为，犯罪构成依不同的标准可作多种分类：所谓犯罪的既遂、未遂或预备，即基本的犯罪构成和修正的犯罪构成，是以单独犯的既遂状态为标准作出的划分；而普通的犯罪构成和加重的犯罪构成，是以犯罪的社会危害程度作出的划分。依据这两种标准划分的犯罪构成并不矛盾。例如，在公共汽车上持刀抢劫，但刚一实施抢劫行为就被制服。这样一个行为不可能完全具备抢劫罪的基本犯罪构成，但它符合法定的抢劫罪加重构成。所以应当看到，有的犯罪在基本构成上属于未遂，但其社会危害性(主要是人身危险性)已经达到相当严重的程度，具备刑法分则规定的加重情节的客观构成要件。这种法定加重情节的存在，对于既遂犯来说，它反映了行为的实际社会危害程度；对于未遂犯(甚至是预备犯)来说，它更多地明示了犯罪人的人身危险性，而这种危险已足以危及刑法所保护的各类社会关系。因而将不同种类标准划分的犯罪构成结合起来，更能充分反映行为的社会危害性，更能体现罚当其罪的刑罚原则，更有利于解决司法实践中的问题。
　　被告人胡铁平的行为在两个方面表现出其犯罪情节的严重性：一是其手段行为触犯了其他罪名，如伪造居民身份证、伪造企事业单位印章等，这些犯罪行为已经得逞，分别构成单独个罪，应受刑事处罚，但依据牵连犯择一重罪处罚的原则，只能处罚其擅自设立金融机构罪，并充分考虑这两罪的社会危害性；二是胡铁平为此次犯罪进行了周密策划，流窜来京，利用公众对银行等金融机构的信任，在繁华地区以骗取公众存款为目的，成立储蓄机构，严重损害了国有银行等金融机构的信誉，甚至使部分群众产生了存钱先要看看是不是真银行的恐慌心理，直接危及首都北京的金融管理秩序。从这两点来看，从被告人胡铁平的身上表现出相当严重的人身危险性，其整个犯罪行为的社会危害性是相当大的，应当认定情节严重。






　

　　摘要: 我国一直高度重视生命法制建设，并为此出台了大量的法律、法规、规章以及规范性文件和各类生命健康标准，但相比于我国生命健康保障及人生命尊严维系的现实需要，我国现行的生命立法还存在诸多缺憾与不足，主要体现在立法步伐明显落后、法律内容保守欠缺以及法律体系不够融贯。为此，需要立法者采取相应的对策予以弥补。


　　法学研究的目的在于研究法律问题及法律现象，从中归纳出法律自身的发展规律，并利用这些规律进行现实的法律构建与制度完善，以使法律能够更好地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推动人类社会的持续进步。在此意义上，分析并研判立法的缺憾与不足，并依据科学立法的理念与原则完善现行的立法与制度，无疑应当是法学研究的一个内含之义。当代生命法学研究就内含了这样的要求。当前，伴随着国家对广大人民群众生命健康与生命尊严的越发关注，生命法在我国法律体系中的重要性逐渐被凸显了出来。研究当前我国生命法的不足，并在此基础上探讨其完善策略，以更好地适应人们生命健康及生命尊严保障的需要，已经成为当代生命法学研究的一项基本使命。

　　一、我国生命立法的现状

　　生命法就是调整围绕人体及与人的生命健康密切相关的其他生命体的生命问题而产生的社会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 [1]作为调整围绕人体及与人的生命健康密切相关的其他生命体的生命问题而产生的社会关系的法律规范，生命法产生和存在的根本使命在于保障人类生命健康和维护人类生命尊严。

　　从法律发展史的角度来加以考察，我国生命法的出现最早可以追溯到奴隶社会时期，早在西周时期即已出现涉及人的生命健康保障的立法规定。但现代意义上的生命立法则是自晚清和民国时期才开始。新中国成立后对旧法统的废止则使得生命立法一切从零开始，在经历了“文革”对法制的严重破坏之后，我国生命立法自20世纪80年代即我国实行改革开放之后，重新起步。自改革开放以来，以1982年宪法有关“国家发展医药卫生事业”为指针，我国先后制定了数百件生命法律法规与规章，而地方生命立法也开始起步，其范围广泛辐射至包括人口与计划生育、母婴保健、传染病防治、职业病防护、环境卫生、基因工程、辅助生殖、器官移植、尸体解剖、殡葬、国境卫生检疫、食品卫生、医疗监督、药事管理、化妆品管理、体育保健、精神卫生及动物实验等众多领域。例如《人口与计划生育法》、《母婴保健法》、《执业医师法》、《药品管理法》、《献血法》、《国境卫生检疫法》、《医疗事故处理条例》、《人体器官移植条例》、《人类遗传资源管理暂行办法》、《人类精子库管理办法》、《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办法》、《产前诊断技术管理办法》、《尸体解剖规则》、《天津市人体器官捐献条例》、《上海市公共场所控制吸烟条例》以及《宁波市献血条例》等在内的数量繁多的生命/生物法律、法规与规章以及地方性法规或规章。

　　从体系化的角度来看，我国生命法不仅包含了以上生命健康保障专项立法，而且也包括了宪法、刑法、民法、环境法、行政法、诉讼法与国际法以及社会组织法等其他法律部门中的众多调整生命社会关系的法律规范 [2]以及众多的生命健康保障标准和操作规程 [3]与伦理指导规范 [4],甚至还包括一些具有“软法”性质的规范性文件 [5].这从某个角度反映了我国对于保障人们生命健康以及生命尊严的关注和重视。

　　二、我国生命法的主要问题

　　尽管我国政府一直高度重视生命法制建设，并为此出台了大量的法律、法规、规章以及规范性文件和各类生命健康标准，但相比于我国生命健康保障及人生命尊严维系的现实需要，我国现行的生命立法还存在诸多缺憾与不足。这些缺憾与不足的存在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我国生命保障法治化的步伐以及我国生命法律体系乃至整个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完善。总体来看，我国生命立法主要显现出了以下方面的突出问题。

　　（一）立法步伐明显落后

　　长期以来，我国在立法指导思想上一直遵循救济性立法思路，在立法目的上强调事后救济而轻事前防范，主张采取积极、谨慎的方式，严肃立法，成熟一个，制定一个，不成熟或没有把握的，不勉强制定。 [6]在这种立法指导思想的束缚下，我国各部门法的建设均显现出了很强的滞后性，生命法也在其中。在我国，生命立法步伐的落后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1.立法步伐落后于我国社会的现实需要。法律是社会需要的产物，立法则是立法者应因社会需要创制和修改法律的活动。为此，立法应当以解决现实中的法律问题来适应社会需要为己任，应当保持对社会发展的高度敏感性，尽量使法律的创制或修改与社会的实际需要相适应。但在我国生命立法领域，立法的步伐不仅无法适应社会的实际需要，甚至很多情况下都远远落后于社会的现实需要。以人体器官移植立法为例，尽管我国第一例器官移植自20世纪60年代即已出现，且到21世纪时无论在移植数字、开展移植的单位以及移植效果等方面都已居于世界领先水平，但有关人体器官移植的立法却一直到2006年才出台。 [7]立法上的这种落后不仅直接导致了诸如1998年的“窃取角膜案”、2006年的“窃取骨髓案”以及2006年“行唐事件”等案件以及大量涉及人体器官买卖的刑事案件发生，给司法操作带来了严重的困惑与混乱，而且也使得相关技术迟迟得不到有力、有效的规范，为我国器官移植技术的健康发展埋下了隐患。

　　而实际上，生命立法在我国立法建设方面的落后显然并不及于器官移植这一个领域，基因科技的立法规范也是一个明显的例子。我国自20世纪70年代末即已开始了重组DNA研究工作。目前已有几种基因工程医药进入了中试阶段；兽用基因工程疫苗和抗病毒转移基因烟草正在进行野外实验，有的已经在大面积推广；而众多尚处于实验室阶段的重组DNA工作，不久也将进入中试或野外实验阶段。但是，我国长期以来未制定任何有关这方面的安全法规，也没有建立相应的申报程序和必要的评审监督制度，致使重组DNA研究及其应用中的安全问题，在实际上处于一种无人管理、无人监督的不良状态。 [8]而在辅助生殖方面，我国在20世纪80年代便已经掌握了人工授精及胚胎冷冻等技术，而相关的法律问题亦已随之出现。1983年，湖南医科大学首次用冷冻人类精液成功地进行了人工授精，婴儿顺利诞生；1986年，青岛医科大学建立了我国第一座人类精子库。但我国在有关这一方面的立法却迟迟没有什么进展，直到2001年2月，卫生部才制定和发布了《人类精子库管理办法》及《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管理办法》两部规章，使我国人工辅助生殖技术的发展及相关的社会问题的解决最终有了明确的法律依据；而这两部立法的到来与我国的实际需要相比，无疑已经迟到了近20年。 [9]不仅如此，在我国人类辅助生殖技术快速发展，而医学临床需求不断变化以致现有规章已难以适应技术进一步发展需要的背景下，我国迄今未对现行规章进行修改，以致面对各种代孕现象在各地的嚣张，无论是执法者还是司法者都因缺乏明确法律依据而无法有效应对。此外，在脑死亡判定标准、人体医学实验、医学美容整形（如在断骨增高、换脸等方面）、药害救济、罕用药保障、手术戒毒、骨髓捐献、基本医疗服务保障、生物技术产业化引导与规范等方面，相关的法律需求已经出现，甚至部分负面问题也已经层出不穷，但我国在这些领域的立法却始终都处于空位或滞后的状态之中，与社会发展的现实需要相比，我国生命立法步伐的落后性显而易见。

　　2.立法步伐落后于其他国家和地区。我国生命立法步伐不仅落后于实际的需要，而且与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尤其是某些西方发达国家和地区相比，其步伐也明显落后。这一点，无论是从生命立法的起步上，还是从专门领域的生命立法步伐上，我们都不难看出其端倪。

　　首先，从生命立法的起步来看，我国生命立法的起步是远落后于西方发达国家的。例如，英国早在1601年便制定了《伊丽莎白济贫法》，这是世界上最早的现代资产阶级生命立法，其影响最为久远，多达300余年；1848年，英国又制定了《卫生法》，1859年公布了《药品食品法》，1878年颁布了《全国检疫法》，以后又逐步制定了《助产士法》、《妇婴保健法》、《精神缺陷法》、《国家卫生服务法》、《卫生和安全法》等。日本从1874年开始建立了医事制度，制定了《医务工作条例》，1925年颁布了《药剂师法》，1933年颁布了《医师法》、《诊所管理规则》，1942年制定《国民医疗法》，1948年制定了《药事法》、《医疗法》等。而美国纽约市早于1866年就通过了《都会保健法》，1902年又制定了有关生物制品的法规，1906年颁布了《纯净食品与药物法》，1914年制定了《联邦麻醉剂法令》等等。进入20世纪60年代后期，西方发达国家的生命立法更是获得了迅速的发展，许多国家都进一步加强了本国的生命立法，使得生命立法成为一个涉及医学卫生管理、临床医疗、食品卫生、精神卫生以及器官移植等多个领域的部门法。

　　其次，就多数专门领域的生命立法而言，我国也远较西方发达国家落后。以基因方面的立法为例，美国早于1976年6月就已经颁布了《重组DNA分子研究的准则》，对有关重组DNA技术进行了严格管理，并到1983年时已对该准则进行了5次修改，其对DNA分子研究的规制也早已相对成熟和理性；英国、德国、加拿大、日本等国也都比较早地制定了类似的法规；而在我国，尽管早于20世纪70年代即开始了有关DNA技术方面的研究，但是，直到1990年和1993年才分别由卫生部和国家科委制定并颁布了《人用重组DNA制品质量控制要点》和《基因工程安全管理办法》两个规章，使我国有关DNA技术的研究和应用最终有了法律的规制。从这里，我国生命立法步伐的滞后性可见一斑。而实际上，在器官移植、人工辅助生殖、医学美容整形、克隆技术限制以及人体实验、反虐待动物、自杀防范、罕用药供应保障以及在医师执业、药物管理等各个领域，我国生命立法的步伐都显现出了远较其他国家和地区立法落后的态势。 [10]这种立法步伐的滞后性尽管看似谨慎，有利于更理性地应对生命科技的发展与人生命健康保障及人生命尊严维系的需要，但实际上却使我国现存的许多生命社会关系得不到及时有效地调整，遗留了大量社会负面问题，而且，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和制约了我国生命法律体系的最终完善。在目前我国经济发展已经基本做到了有法可依但社会领域的立法却还极为薄弱而急需强化的情势下，作为社会法重要分支的生命法显然应当加快其立法步伐。

　　（二）法律内容保守欠缺

　　1.法律内容过于保守。预见性是生命法本应具有的一个基本特点，这是由生命法所担当的社会功能与历史使命所决定的。然而在我国，由于受立法指导思想之束缚，生命法不仅没有表现出应当具有的预见性，反而显现出了很大的保守性。以《人体器官移植条例》（以下简称《条例》）为例。该《条例》是在我国器官移植技术已相当发达而相关的医疗临床操作也已频繁进行的情况下历经广大医务工作者及生命法学工作者千呼万唤才得以出台的一部重要立法，尽管相比于我国规范人体器官移植的现实需要而言已属姗姗来迟，但其最终的出台还是在很大程度上改善了我国人体器官移植领域无法可依的窘境。然而，令人遗憾的是，该条例对脑死亡者器官捐献和采集这些重大问题没有任何规定。实际上，脑死亡是进行器官移植立法不可回避的重大问题，不论对脑死亡采取何种态度，都应当以立法的形式予以明确。 [11]不仅如此，该条例对可供捐献的人体器官的类目以及活体捐献者的范围作了严格限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其对人体器官移植的规制效果。 [12]而诸如此类的问题在其他生命法中也都普遍存在。 [13]这些问题的大量存在不但令我国生命法所理应具有的预见性没有被很好地体现出来，而且充分暴露了我国生命立法的保守性，使我国生命法作用的充分发挥受到很大抑制。

　　我国生命立法内容的保守性还突出体现在其对现代生命科技活动刑事规范不足及民事应对疏漏上。目前而言，我国还没有对某些可能产生巨大负面效应的生命科学技术的潜在危害性加以刑事防范，也没有对相关生命活动所涉及的民事法律现象作出救济性应对。表现在具体制度上：我国《刑法》中还没有设立非法进行生殖性克隆人，出卖和购买人体器官，出租器官，制作、发送及刊登人体器官买卖资料以及代孕、强制供精、人体实验、死亡判定操作等方面的犯罪。 [14]而我国民法也还没有明确宣示人体器官买卖、代孕等严重违反生命伦理行为的非法性以及相关协议的无效性， [15]亦未对胚胎、尸体、人体器官、骨骼、生殖细胞等“人格体”的特殊保护提供针对性的民事制度， [16]也未对生命科技活动的民事归责和救济作出有针对性的专门规定。而这种刑事防范制度的欠缺以及民事应对制度的疏漏，不仅使得我国生命立法难以真正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且极不利于我国生命法律体系的健全与完善。 [17]

　　2.法律内容存在明显欠缺。除了内容上的保守之外，我国生命立法还存在制度设计上的明显欠缺。最为突出的就在于激励性措施的不足。生命法是以保障人们生命健康和维系人类生命尊严为基本目标的，为此，生命立法过程中必须针对各种侵害人们生命健康与生命尊严的行为设置相应的防范制度，甚至可以动用刑罚这一强制性手段。但另一方面，生命法对生命健康的保障与生命尊严的维系又不仅仅体现在通过防范性制度来提供保障和救济上，还在于通过激励性规则倡导和鼓励人们关爱他人生命、呵护亲人健康，使人们都能尽可能有尊严地生存下去。为此，生命法需要倡导人们为救助他人生命而捐献血液、器官或骨髓，为医学科学发展而捐献遗体或积极参与人体医药实验，为解决不孕不育者实现生育子女的愿望而捐献精卵……而这一切显然都需要制度上的保障和激励，需要法律采取各种可能的激励性方法。从法理上来说，“激励性调整方法表明人们可以通过法律所允许的方式获得更多的利益，符合人有被他人尊重、肯定和自我实现需要的心理特点，有助于法律的实现。……激励调整方法的目的在于鼓励、引导法律关系主体主动、积极地履行法定义务或道德义务，从而有利于社会秩序的稳定、物质财富的增长和社会道德风尚的提高” [18].

　　在生命法中，激励性方法的运用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是权利激励，即通过设置权利并为这些权利提供有利的制度支撑来进行激励。如我国《天津市人体器官捐献条例》对公民捐献器官权利保障的规定 [19]以及对有关部门采取措施支持捐献的规定。 [20]我国《人体器官移植条例》对公民捐献自主权、撤销权的规定与保障等等。其二是义务激励，即通过在立法中为相关义务主体设置相应的义务，以保障相关当事人的合法权益，避免其由于从事高层次的生命伦理道德行为而蒙受损失，保护人们从事高尚生命伦理道德行为的勇气。就目前来看，我国生命法在权利保障方面已经设置了大量的规则和制度，无论是在全国性的《献血法》、《人体器官移植条例》、《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中，还是在地方性的《上海市遗体捐献条例》、《天津市人体器官捐献条例》或《江苏省献血条例》等法规或规章里，几乎都明确见有鼓励器官捐献、遗体捐献或血液捐献等的规定。然而，在义务激励方面，现行立法却并没有做好足够有效的制度预案，对于在献血、献器官、献骨髓、捐精等高尚生命伦理道德行为可能会引发的一些捐献者自身生命健康的损害，现行立法并没有规定相关政府部门负有赔偿或补偿等救助义务。这样就难免会出现一些捐献自己器官、血液或骨髓、精卵等人在由于捐献而招致自身生命健康的损害时得不到应有的救济，出现“好心没好报”的结果。 [21]

　　（三）法律体系不够融贯

　　“在现代法治社会中，任何法律都不是独立运作的，都需要其他立法来加以配合”. [22]民法如此，刑法如此，生命法更是如此。生命法的基本特征之一是鲜明的综合性。为了调整生命社会关系这一复合型、综合性的社会关系，生命法需要综合运用民法、刑法、行政法跨学科手段乃至法律之外的伦理、技术、教育等手段，对人类相关的生命活动加以恰当的引导和规范。这客观上要求生命法形成一个相互支持、相互配合、内部协调一致的法律体系。从法理上来说，作为一种行为规范，生命法只有形成一个协调一致的体系，才能够为人们提供一个确定性的指引和明晰的行为范式。而所谓生命法律体系的协调一致，其基本含义就是要求生命立法活动所创制的生命法律法规在体系上、在内在逻辑上严密一致，在内容上统一和谐，而不存在矛盾与冲突，同时与其他部门法律规范的关系上也应协调一致。“在现代国家中，法不仅必须适应于总的经济状况，不仅必须是它的表现，而且还必须是不因内在矛盾而自己推翻自己的内在和谐一致的表现。” [23]

　　然而就我国目前生命立法的情形来看，形成这样一个体系的目标显然还远未实现，因为现有的生命立法还存在很多的矛盾与冲突。例如，现行生命科技法中已经将某些滥用生命科学技术的行为确立为犯罪并规定对这类犯罪可依照刑法追究刑事责任，但事实上，刑法却并没有规定这类生命科。技犯罪及其刑事责任。2001年8月1日起实施的《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管理办法》第22条就规定：“开展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的医疗机构违反本办法，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给予警告、3万元以下罚款，并给予有关责任人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一）买卖配子、合子、胚胎的；（二）实施代孕技术的；（三）使用不具有《人类精子库批准证书》机构提供的精子的；（四）擅自进行性别选择的；（五）实施人类辅助生殖技术档案不健全的；（六）经指定技术评估机构检查技术质量不合格的；（七）其他违反本办法规定的行为。”然而，由于现行刑法并没有设置辅助生殖犯罪，这一规定实际上是一纸具文。而类似情况在我国生命之法尤其是生命科技立法方面非常多见。这势必会使得以上规定在罪刑法定原则的制约下难以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三、完善我国生命立法的对策建议

　　目前，我国生命法所显现出的缺憾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我国生命法治建设的完善，并为我国生命科学技术的健康发展乃至政府目前正在极力推动的生物产业的安全发展埋设了隐患。由于生命立法步伐落后、制度保守以及体系不完善所引发的各类现实负面问题，已经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我国和谐社会的构建。为此，笔者提出以下三个方面的应对策略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