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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士利


【内容摘要】视听资料是《民事诉讼法》规定的证据的一种，是指运用技术手段，借助视听采集设备和存储介质，通过计算机或有关设备播放，能够以声音、图像、视频等形式独立或组合反映的能够证明一定事实或事实过程的证据形式。在现代社会中，视听资料（特别是声像完善的视频）证据几乎能够完美的再现过去的事实过程，采集视频证据逐步成为还原事实真相的最好方式。当今，摄像头无不密布在银行、酒店、写字楼、医院、城市道路……，成为法制社会固定证据的有效模式，故此，视听资料作为证据的效力毋庸置疑，但是，作为新证据，特别是在再审案件中作为新证据的效力如何，目前尚存一定争议，本文基于一案例略加阐述以供参详。
【关键词】视听资料 新证据 再审案件 法律效力
【援引案例】
北京A公司与北京B公司签订了一份《租赁合同》，约定A公司出租给B公司一栋商务楼，约定每年租金20万，每年1月10日和7月10日前预付半年租金，逾期6个月，A公司有权解除租赁合同。
2008年初，A公司新任领导要求解除与B公司的《租赁合同》，指示A公司委托收租金的C公司负责人停收租金，故此，B公司多次交租金被拒收。
2009年初，A公司起诉B公司要求解除《租赁合同》，一审法院以B公司逾期6个月未支付租金为由判决解除合同，二审维持原判。
B公司负责人取得二审判决后，前后两次找到负责收租金的C公司负责人泄愤，C公司负责人将受到指示不得收租金及B公司确实多次在规定时间来交租金被其拒收的事实进行了详细陈述，该过程以视频形式被完整的采集下来，获得了完整的两套视听资料。
那么，B公司获得的该两套视听资料的法律效力如何？
本文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阐释：
一、视听资料作为证据的法律效力
本文认为，视听资料证据与其他传统证据一样，除了必须符合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三原则外，同时必须要以能够复原事实真相为标准。
对视听资料的法律效力，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审查：
1、视听（视频）资料的制作过程情况——真实性：
复核视频是否经过合成、剪辑、增添等——通过技术慢放或使用分辩仪器进行痕迹检测；
复核视频是否与相关事实背景、事实状态等事实情况相印证；
复核视频制作人员及视频中的在场人员及参与人员等情况；
2、视听（视频）资料的采集过程情况——合法性：
复核是否存在强迫、强制、胁迫等情况；
复核是否存在利益诱惑、第三方恶意串通、影响真实表述的干扰等情况；
复核是否存在故意做伪证等情况；
复核播放视听资料的设备是否正常。
（注：2002年最高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若干规定》变更了最高法院法复[1995]2号《关于未经对方当事人同意私自录制其谈话取得的资料不能作为证据使用的批复》有关内容。）
3、视听（视频）资料的存储内容情况——关联性：
复核视频内容与时间、地点、人物、周围环境的匹配程度——现场勘查视频展现的地点；
复核视频中人物的声音——若否认可通过声纹鉴定等方法鉴定声音；
复核视频中人物的形象——若否认可通过形象技术比对等方法鉴定。
4、视听（视频）资料的展示——复原事实真相
审查视频展示复原事实的程度
审查视频展示复原事实的完整度
二、再审中新证据的法律效力
关于新证据在再审中的法律效力，在我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中明确认定了新证据的法律效力，且将新证据作为该款13项事由中的首项，可见我国对新证据的重视程度。
三、二审判决前视听资料作为新证据的法律效力
我国《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视听资料是证据的一种，目前并没有法律规定视听资料不可以作为新证据，那么视听资料当然可以作为新证据，而且成为愈发重要的新证据形式。本文认为，视听资料作为新证据同样具有法律效力。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四十三条规定，当事人经人民法院准许延期举证，但因客观原因未能在准许的期限内提供，且不审理该证据可能导致裁判明显不公的，其提供的证据可视为新的证据。据此，在二审判决作出之前，对案件审判结论有重要影响的新证据，可以被法院审查和认定，视听资料证据当然也不例外。
四、再审案件中视听资料作为新证据的法律效力
1、视听资料（视频）证据实质上超越了传统书证的证据效力
在证据类别中，世界各国法律均以书证为首，认为书证效力优先，那么视听资料如何归类，视听资料证据属于书证还是物证？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的法律都是从传统分类上来对待视听资料，并未将其作为物证或一种独立的证据形式：如日本就将视听资料称为准文书，英国直接将视听资料划入书证范畴，美国联邦证据法将视听资料和文书等作为书证统一规定。
本文认为：视听资料证据实质上是一种书证或准书证，视听资料尤其是视频证据实质上已经超越了书证，视频证据中不但能够展示书证的证据特质，而且能够展示传统书证所难以证实的连续性的事实过程！故此，本文认为，视听资料尤其是视频证据是一种证据效力更为强大的书证，国家司法部门应当给予应有的重视。
2、视听资料（视频）证据在再审案件中作为新证据的法律效力
经过上述分析，视听（视频）证据能够无可匹敌的复原事实，具有超越书证的证据效力，具有作为新证据法律效力，那么，在再审案件中，视听资料（视频）证据作为新证据，应当无可置疑的具有强大的法律效力！
但是，视听资料（视频）作为新证据在再审案件时常处于尴尬的法律境地：
A从新证据取得难易程度看，在诉讼过程中，各方在诉讼中的防范心理很强，一方当事人从对方获取证据资料是非常困难的，但是，在二审判决后，案件已经终审生效，各方当事人都放松警惕，此时，一方当事人从对方获得有利于己方的书证仍然是不可能的，但乙方很可能轻易的获取的对方的视听资料（视频）证据：对方当事人在终审胜诉后疏忽或不加防范或故意炫耀，从而道出了事实真相。故此，在获得新证据途径上，获取视听资料（视频）往往成为最重要的一种形式。当事人亦会将全部希望寄托到视听资料（视频）新证据上。
B从再审法院的审判成本看，如果作为新证据的视频能够推翻原判依据的主要事实，那么若采信该新证据，则再审法院需要审核视频证据的采集过程、制作过程、复核相关人员并可能需要现场考察等，甚至可能需要进行技术鉴定，如此必然增加再审法院的司法成本，增加审理期限和审判人员的工作量，而不采信作为新证据的视频证据则非常容易，以难以复核、无法核对、缺乏关联性等等属于自由裁量权理由即可，基于此，再审法院往往不自然的倾向于不节约审判成本而不采信新的视频证据，给申请再审的当事人当头一棒。
C从法官的审判角度看，再审法院一般会认为，一方当事人在二审终审后取得的视频证据是私自采集，非光明正大，未经公证，且在另一方不设防的情况下获得的，对采信视频证据有一定的排斥心理，而不过多的考虑新视频证据的审查和采信，直接就倾向于不采信。
如此，视听资料作为新证据在再审中被忽视，处境尴尬！
3、重塑视听资料作为新证据在再审案件中的法律地位
公民应有的法律警惕：签字宜谨慎 画押须小心
——对一宗船舶抵押借款合同案的评析

倪学伟

[案情]
原告（被上诉人）：中国农业银行北海市分行城郊支行。
被告（上诉人）：苏文远，男，44岁，渔民。
被告（上诉人）：曾允兴，男，52岁，渔民。
被告：北海市海城区新城渔业管理委员会（下称渔管会）。
被告苏文远、曾允兴因承包被告渔管会所属“北海1927”、“北海1928”号渔船,应允由渔管会出面以苏、曾二人名义向原告下属营业所申请贷款，为此，渔管会于1993年12月18日向营业所提出借款申请，并在借款申请书中签署同意担保和加盖渔管会印章。该申请经原告审批。20日，营业所与苏、曾签订抵押担保借款合同，约定：自1993年12月20日起营业所向苏、曾提供流动资金22.5万元，用于渔船维修，还款期限至1994年7月15日,利率按月10.98‰计；渔管会以所属“北海1927”、“北海1928”号渔船作价80万元为该贷款抵押担保。苏、曾在合同上签名盖章，营业所则在合同中加盖公章和经办人私章。北海市当时未设立船舶抵押登记机构，双方未办理船舶抵押登记。合同签订后，营业所于同日即向苏、曾发放了贷款22.5万元，并划入该营业所内苏、曾帐户。嗣后，苏、曾向渔管会交承包款24495.84元，渔管会将其与前款共249495.84元一并转帐偿还其所欠北海市地角农村信用社的贷款本息。之后，渔管会以苏、曾名义向营业所分别于1994年6月20日至1996年5月10日分13次归还贷款本金共计3.9万元及利息49851.79元。
被告到期未还清贷款，营业所分别于1994年12月20日、1995年8月25日和1996年3月15日向三被告发出催收逾期贷款通知，苏、曾分别在该通知书回执上签收，渔管会也在回执保证人栏目中签收。1997年3月10日，营业所再次发出催收逾期贷款通知，要求被告于1997年4月1日前归还所欠本息；7月20日，渔管会负责人何能芬代苏、曾签收了催款单。此前，渔管会于7月14日将“北海1927”、“北海1928”号渔船以26万元变卖，扣除各项费用18544.25元后，于当月24日将剩余的24.15万元按比例归还各金融机构的贷款本息，其中，归还营业所5.79万元（本金13845元，利息44055元），原告职员赵伟在渔管会的还款协议书上作为见证人签名。计至1997年7月24日，苏、曾尚欠营业所本金172155元及其后的利息。对此，原告于1999年7月20日起诉，要求三被告偿还借款本息。
渔管会为街道办事处下属未经工商登记的特殊经济组织，具有独立财产，实行独立核算，并兼有所辖区域渔业管理的职能，是北海市渔业管理的特有组织。

[审判]
北海海事法院经审理认为：原告与被告苏文远、曾允兴签订的贷款合同，系双方平等自愿基础上的真实意思表示，其内容不违反法律规定，因而合法有效，对双方具有拘束力。作为金融机构之支行，原告具有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为独立的民事诉讼主体，其营业所虽不具独立主体资格，但具有相对独立办理金融业务的行为能力，且借款合同业经原告审批同意，因而其贷款行为合法有效。依据合同，原告将其贷款划入被告苏、曾二人在营业所的帐户，表明苏、曾确实收到了该笔贷款。二被告将其贷款及承包款交由被告渔管会向案外人还贷，只表明二被告未按合同约定使用贷款。故对原告还本付息的诉求，法院予以支持。
作为具有独立财产、实行独立核算、能独立承担民事责任之渔业管理组织——渔管会，承诺以其所属“北海1927”、“北海1928”号渔船为该贷款提供抵押担保，此乃真实意思表示，其担保行为合法有效。虽该担保因当地未成立船舶登记机构而未经登记，但不影响其抵押担保的效力。作为担保人，在苏、曾二被告未能到期还本付息时，渔管会则依约负有连带清偿之责；其未经原告允准，擅自变卖抵押渔船，实属严重违约，该行为不能免除其应负的责任。
对于本案诉讼时效，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173条第2款 “权利人向债务保证人、债务人的代理人或者财产代管人主张权利的，可以认定诉讼时效中断”的规定，原告于1997年3月10日向被告苏、曾发出催收贷款通知，渔管会于7月20日以苏、曾名义签收该通知的行为应认定时效中断。渔管会于7月24日将部分卖船款偿还本案借款的行为，再次引起该时效中断。原告于1999年7月20日向法院起诉，未超过2年期限，故被告关于诉讼超过时效期限的辩解不成立。
北海海事法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六条第一款、第一百零八条和第一百三十五条之规定，作出如下判决：
1、被告苏文远、曾允兴偿还原告中国农业银行北海市分行城郊支行贷款本金172155元及其利息（自1997年7月25日至2000年4月25日，利率按央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于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清偿；
2、被告渔管会对上述款项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被告苏文远、曾允兴不服一审判决，上诉称，其二人与渔管会是承包渔船经营关系，渔管会告知所承包的两艘渔船是向信用社贷款建造的，要用渔船抵押贷款归还欠款，要我俩在抵押借款合同上签字，我俩因不懂法而签了字，但未实际使用借款，且以后偿还借款也非我俩所为，故该合同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是无效合同，请求二审法院撤销一审判决，判我俩不承担民事责任。
广西区高级法院二审认为，上诉人苏文远、曾允兴与营业所签订的借款合同合法有效，一审被告渔管会在借款申请书上签署意见，同意用两艘渔船作抵押，其担保的意思表示明确、具体，且未违反法律规定，抵押关系成立、有效。营业所依约将22.5万元转入上诉人在营业所的帐户，而上诉人仅归还52845元本息，是为违约，应承担相应民事责任。一审被告渔管会擅自处分已抵押的两艘渔船，构成违约，并造成被上诉人无法行使对抵押物的优先受偿权，故其应对本案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上诉人尽管未实际使用借款，但其对借款的真实目的及用途是明知的，未受到渔管会的欺骗。上诉人愿意用借款偿还渔管会拖欠的银行贷款，是其对借款行使处分权，未按约定用途使用借款并不影响合同效力。上诉人与渔管会的承包关系与本案无涉，应另案处理。故上诉人主张借款人应为渔管会，其属违心签订合同，且未实际使用借款，不应承担民事责任的上诉理由，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二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评析]
1、在本案中谁应承担第一责任？抵押借款合同本身并不复杂，但本案的特殊情况是：被告苏文远、曾允兴作为借款人，并没有实际使用所借款项，也未曾履行过付还本息之义务；渔管会作为抵押担保人，不仅将其所属的船舶进行抵押担保，而且实际使用了所借款项，并履行过还本付息的义务。鉴此，本案中谁该负第一责任就很值得思考和斟酌。苏、曾二被告似乎只是名义上的而非实际上的借款人，甚至于可以说其二人也是诉讼行为的“无辜”受害者，而渔管会是造成本案纠纷的始作俑者，并且是有关违约行为的实际受益人。那么，是否该由渔管会承担第一责任呢？一、二审法院都判定由苏、曾二人而非由渔管会承担第一责任，这一判定无疑是正确的，理由是：首先，苏、曾二人是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对其在借款合同上以借款人身份签字的后果是知道或应该知道的，其以“不懂法而签了字”来试图推卸责任的辩解没有法律根据，故在借款合同上的签字即是认定二人为借款人的初步证据或表面证据；其次，渔管会已告知苏、曾二人将借款用于归还渔管会欠信用社的贷款，事实上所借款项也的确用于“以贷还贷”，其间不存在欺诈或瞒骗，苏、曾在明知借款目的和用途后仍然在借款合同上签字，可见该二人已同意并实际行使了对借款的处分权，这是为法律所认可的一种用款方式，亦是认定苏、曾二人为借款人的最终证据或实质证据；最后，渔管会的抵押担保行为只是对主合同——借款合同的担保，抵押担保合同是从合同，渔管会是基于从合同而承担责任，故其不能成为第一责任人。
2、关于抵押船舶未经登记的效力问题。本案中用于抵押的渔船为20总吨以下的小型船舶，不适用《海商法》的规定，而《担保法》当时尚未出台，故其抵押法律关系自应适用《民法通则》、最高法院司法解释及相关的法规。船舶是动产，按照传统民法理论，在动产上设定担保物权时只能设定质权，将质物交给质权人占有；而船舶又不是普通的动产，它是运输工具，只有将其用于运输活动而不是交与债权人保管或占有，才能有所收益，故不宜对船舶这一特殊的动产设定质权。适当的办法是将船舶视为不动产而设定抵押权，由债务人继续占有和使用被抵押的船舶，以便创收偿债。船舶一般价值巨大，即使是普通渔船也值十余万元或数十万元，因而设定船舶抵押权时应以适当的方式向市民社会的人们公示，以取得抵押的公信力，并以此保证与该船舶有关的交易的安全，未进行这种公示的抵押无效或对善意第三人无效。船舶抵押公示的通常方法是向法定机关，即船舶登记机关进行船舶抵押登记。但因案发当时，案发地北海尚无相应机关办理船舶抵押登记，故抵押双方不可能进行登记。一、二审法院不囿于有关理论，而是充分考虑到这一实际情况，不机械地适用法律，断然判定这起未经登记的船舶抵押行为有效，这种在司法过程中对广义上的法律漏洞进行修补的做法，是实事求是并合乎于法理的，因而这一判决应该说是正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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