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阿拉伯也门共和国政府文化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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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阿拉伯也门共和国政府文化协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阿拉伯也门共和国政府文化协定
（签订日期１９８０年４月２３日 生效日期１９８０年９月２３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阿拉伯也门共和国政府（以下简称缔约双方），为加强两国间的友好关系和促进两国在文化领域的交流，决定缔结本协定。条文如下：
第一条 缔约双方同意根据平等互利的原则，发展两国在文化、教育、科学、卫生、体育、出版和新闻广播等方面的交流和合作。
第二条 缔约双方同意在文化艺术方面按下列方式进行交流和合作：
一、互派文学家、作家和艺术家访问，交流经验；
二、互派艺术团体访问演出；
三、相互举办文化艺术展览。
第三条 缔约双方同意在教育方面按下列方式进行交流和合作：
一、互派教师、学者和专家进行访问、考察、教学；
二、根据需要与可能，相互提供奖学金名额；
三、促进并支持两国高等院校之间建立直接的校际联系和合作；
四、鼓励两国教育机构交换教科书及其他教育方面的图书、资料；
五、鼓励对方国家的学者或专家参加在本国召开的国际学术会议，并尽可能为此提供便利。
第四条 缔约双方同意相互翻译、出版对方的优秀文学艺术作品，交换文化艺术方面的书刊和资料。
第五条 缔约双方同意加强两国体育机构间的联系和合作，根据需要和可能，双方互派运动员、教练员和体育队进行友好访问和比赛，开展体育技术交流。
第六条 缔约双方同意在医药卫生方面进行经验交流。
第七条 缔约双方同意在新闻方面进行交流和合作，其中包括广播、报刊和电视；同时进行电影交流。
第八条 缔约双方同意在社会科学方面进行交流，包括双方互派社会科学工作者访问、讲学和交换资料等。
第九条 缔约双方支持两国的图书馆建立交流合作关系。
第十条 缔约双方同意，为实施本协定，有关年度文化交流执行计划和费用问题的规定，由双方另行商定。
第十一条 本协定自缔约双方履行各自国家的法律程序并相互通知之日起生效，有效期为五年。如缔约任何一方在期满前六个月未以书面通知另一方要求终止本协定，则本协定将自动延长五年，并依此法顺延。
本协定于一九八０年四月二十三日在北京签订，一式两份，每份都用中文和阿拉伯文写成，两种文本具有同等效力。
注：缔约双方相互通知已完成各自法律程序，本协定自一九八０年九月二十三日起生效。
中华人民共和国 阿拉伯也门共和国
政 府 代 表 政 府 代 表
黄 镇 叶海亚·侯赛因·阿尔希
（签字） （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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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等与差别之间——
论我国民营企业法律保障的理念
毛德龙
一、引 言
民营企业在中国近代的发展，经历了一个被外国资本和官僚资本压迫到与官僚资本和外国资本结合的，一个在夹缝中求生存，在困难中求发展的不平凡的经历。在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又对民营企业进行了渐进性的社会主义改造，民营企业一度在中国大陆失去了其应有的地位和创造力。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主义理论取得重大突破，特别是邓小平理论，科学的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以及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三个有利于”标准的提出更是使民营企业找到了发展的广阔空间。民营企业在国民经济中占据了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发挥着越来越重大的作用，在江浙的一些经济发达地区，民营经济甚至成为经济发展的主力军。我国法律适应经济发展的大潮，及时反映社会经济发生的深刻变化，对民营企业的法律保护日益看重，甚至我国的宪法也在着重强调了公有财产的神圣性的前提下，强调了对私有财产的法律保障。1
但是，不容忽视的是，对民营企业的法律保护取得显著进步的同时，也存在很多问题，例如：一方面我们的一些法律仍然存在片面的保护国有财产的倾向，忽视民营企业的应有的平等权益。另一方面，由于我们对国有企业的不平等的照顾，要求国有企业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有时反而使民营企业在事实上的法律权益高于一般的国有企业。尽管具体的法律条文的列举具有非常强大的说服力，但本文更想从法律保护的原则或者理念的抽象的角度来审视这一问题，因为，具体的法律条文无非是法律原则或者理念的细化，而我们目前对民营企业法律保护的最大困境，或者说混乱的根源就在于立法的理念或者原则没有理清，解决了立法的理念问题，在很大程度上也就解决了对民营企业的法律保护问题。
二、两个理念
就笔者之归纳民营企业的法律保护就当前之情势，应当树立以下两个理念：
（一）平等主义的理念。事实上，我国的企业立法非常复杂，几乎可以认为，有多少种企业，就有多少种企业立法，并且我们对企业的分类标准不一，有的是按企业所有制的性质进行的分类，如：国有企业、集体企业、股份制企业、合伙企业、个体工商企业、外资企业；2有的则是按照企业的组织形式进行的分类，如：公司企业、非公司企业；有的甚至是按照企业所从事的业务类型的分类，如：外贸企业、金融企业、航空运输企业、“三来一补”企业等等。分类标准的不一，反映在对企业的立法上，也是纷繁复杂，令人眼花缭乱。加入世贸之后，专家学者几次呼吁要彻底改变按照企业的所有制性质进行立法的旧模式，而应当按照世界各国通行的做法，区分不同的企业组织形式进行立法，这种改革不仅具有理论上的意义，同时在实践当中，也可以有效的避免国有企业在国际市场上受到的不公平的待遇。3
所谓的民营企业并非一个严格意义上的法律范畴，而是社会学家和经济学家在中国独特的经济转型时期提出的一个概念，如果从法律上仔细分析，民营企业应当称之为民有企业更加准确，或者称之为私有企业更能够说明其本来面目，由于我们刻意的去淡化企业的所有制性质，所以将私有企业带上了一层温情脉脉的面纱，而称之为民营企业。可见民营企业的称谓更多的是从所有制的性质上进行的企业类型的划分。我们市场经济的理念就是要求市场主体的平等，就是要变身份的社会为一个契约的社会，因而以往的以企业的不同身份进行立法的模式已经成为市场经济的阻碍，我们主张的民营企业的法律保护应当是立法上对民营企业与其他所有制性质的企业不做区分的平等保护，而不是个别化的不平等保护。
（二）差别化保护的理念。既然我们强调民营企业与其他所有制性质的企业平等保护的理念，那末，我们如何看待世界各国普遍存在的一些鼓励民营经济发展的立法呢？日本的经济发展如此迅速，与其推行的一系列的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的立法是分不开的，在我国，也有一些官员和学者意识到这一举措的重大意义，各地方政府更是相继推出了一些促进民营经济发展的措施。那么，如何评价这些措施呢？“法律在不丧失其基本价值的同时，还能与时代一起前进。”4我们在密切关注由身份到契约的运动进程中，还有一个不容忽视的与其相反的运动，那就是由契约到身份的运动的似乎从来没有停止过，我们的法律从来没有忽视对劳动者的关心，对消费者的特殊照顾，发达国家的企业立法似乎也从来没有否认过对不同类型的企业应当给予不同的保护。因此，我们说由身份到契约的运动历程是社会的巨大进步，它打破了封建的身份社会的法则，催生了资本主义；而在此之后的由契约到身份的运动同样不容忽视，它推翻了现实生活中人人具有同等的能力的假说，赋予了社会弱者更多的法律关怀，其巨大的进步意义已经不容置疑。我们提倡的民营企业应予特别保护的理念实质上就是建立在民营企业相对于其他类型的企业比较脆弱这一现实基础之上的，我们的国有企业身披“国字号”的外衣，外资企业有优惠政策的支持，而弱小的民营资本根本无法与前二者在市场上进行公平的竞争。因此，笔者在此也提倡对民营企业给予法律上的关注，但这种关注或者保护应当是建立在使民营企业不受岐视，能够达到与国有、外资企业同等对待的理念之上，如果偏离了这个理念提倡所谓的民营企业的法律保护只会人为的制造市场主体的不平等，对我们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百害而无一利。
由身份到契约的运动与由契约到身份的运动是两个并行不悖的历史潮流，前者打破身份之差别，对市场经济的催生贡献甚巨；后者破除了市场主体实质公平的抽象假设，意识到平等背后的实质不平等，主张对市场弱者给予适当的同情和保护，对于建立实质的社会公平和市场经济的正常运行意义重大。对民营企业的保护，我们一方面应当坚持市场主体平等这一要义，另一方面也必须清醒的意识到在我国转型时期，市场主体的绝对平等还只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假设，尤其法律上的、意识形态上的压力依然象不散的阴云笼罩在民营企业的头上，因而我们主张对民营企业给予适度差别的法律保护也是对我国现实状况反思基础之上的反应。5
三、应当注意的三个不良倾向
在我们主张对民营企业进行平等和差别相结合的法律保护的理念的同时，也应当看到目前社会上存在的三种不良倾向：
（一） 以政策取代立法的倾向。有些地方政府出于地方
局部利益的考虑，千方百计通过各种途径促进民营企业的发展，有的甚至提出给予民营企业税收优惠、贷款优惠，创办企业手续从简、验资从宽等措施。这些举措其动机无可厚非，但我们也应当清醒的认识到税收优惠与否只能由国务院决定；地方政府给予所谓的贷款优惠可能存在干预银行贷款自主权的嫌疑；创办企业手续从简、验资从宽可能会与《公司法》的规定相背离。我们在给予民营企业法律保护的时候应当注意这种不良倾向。
（二） 对民营企业不法行为普遍淡化的倾向。我们在倡
导对民营企业进行保护的同时，也应当警惕保护民营企业并非对民营企业的一些违法行为置之不理。时下，我们一些地方领导为了表示其保护民营企业的决心，对一些民营企业违反劳动法、产品质量法、税法、海关法的不法行为网开一面，表面上看是保护民营企业，实则危害社会公平，违背市场规则，长远看对民营企业的发展也百害无一利。
（三） 要求民营企业承担过多的社会责任的倾向。企业
的社会责任是近年来在西方发达国家兴起的一种新型的法学及社会学的理论。6但实际上在我国企业的社会责任一直没有被忽视过，甚至“企业办社会”还成为国有企业的一大弊病被学者所批判。与我国企业承担过多的社会责任不同，在西方，企业的赢利性是其本质属性，企业对社会的责任从来不受重视，及到资本主义的一些弊端被充分暴露之后，人们才意识到企业不应当仅仅成为私人赚钱的工具，还应当负担一定的社会道义上或法律上的责任。我国的民营企业与国有企业不同，在发展之初就没有负担太多的社会包袱，但时至今日，对民营企业课以社会责任的实例屡屡见诸报端，有的是出于民营企业本意，无可厚非，但相当部分则是民营企业基于某种压力使然。国有企业办社会的前车之鉴不远，民营企业又有重蹈覆辙之趋势，确实不能不引起我们的警觉。
四、结 语
民营企业的法律保护在时下已经成为一个时髦的话题，各地、各部门推出的招术异彩纷呈，其中当然不乏一些真知灼见，但也出现了一些未经理论上的认真分析和整理，对社会、国家百害无一利的举措，这一切都确实到了应当反省的时候了。而法律理念上的反思和整理是指引我们继续前进的明灯，正是基于这一点，本文才从法理念的角度做了一个粗浅的分析，不当之处，还望各位专家批评指正。
作者简介：毛德龙，男，1997年3月出生，山东省日照市人。现为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四庭法官，西南政法大学博士研究生。截止目前，共公开发表学术论文二十余篇，其中三篇在最高法院学术论文研讨会上获奖。参加过三个课题研究，其中《破产法研究》系司法部部级课题。
中国 哥伦比亚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哥伦比亚共和国关于刑事司法协助的条约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哥伦比亚共和国，以下简称“缔约双方”，
认识到打击犯罪需要各国的一致行动，
考虑到两国之间的友好合作关系，
在遵守各自国家宪法、法律和法规，并尊重国际法原则的基础上，
重申相互尊重国家主权和平等互利的基本原则，
为促进和加强两国在刑事司法协助领域的合作，
达成协议如下：
第一条 适用范围
一、缔约双方有义务根据本条约以及各自法律的规定，相互提供最广泛的刑事司法协助。
二、本条约不适用于：
（一）引渡；
（二）执行刑事判决，包括移交被判刑人以便服刑。
三、本条约仅适用于缔约双方之间的司法协助。本条约的规定不给予任何个人以获取或排除证据，或妨碍执行请求的任何权利。
第二条 协助的内容
协助应包括：
（一）送达文书；
（二）获取有关人员的证言；
（三）提供作为证据的资料、文件、记录和物品；
（四）获取和提供鉴定人鉴定结论；
（五）查找或辨别有关人员；
（六）检查物品和场所；
（七）执行查询、搜查、冻结、扣押以及其他临时性措施的请求；
（八）在没收程序中提供协助；
（九）使有关人员，包括在押人员到请求方主管机关作证或协助调查；
（十）通报刑事诉讼结果，交换法律情报和提供犯罪记录；
（十一）不违背被请求方法律且符合本条约宗旨的其他任何形式的协助。
第三条 中央机关
一、根据本条约提出的协助请求及其答复应通过双方中央机关转递；双方中央机关应相互直接联系。
二、第一款所指的中央机关：
（一）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方面为最高人民检察院和司法部；
（二）在哥伦比亚共和国方面，接收协助请求时为国家总检察院；提出协助请求时为国家总检察院或司法与法律部。
三、双方对中央机关的指定如有任何更改，应通过外交途径相互通知。
第四条 拒绝或推迟协助
一、如果被请求方认为存在下列情形，可拒绝提供协助：
（一）请求涉及政治犯罪或纯军事犯罪；
（二）执行请求将损害其主权、安全、公共秩序或其他重大公共利益；
（三）有充分理由相信，请求是为了基于某人的种族、性别、宗教、国籍、政治见解或社会地位而对该人进行侦查、起诉、处罚或其他诉讼程序，或予以任何方式的歧视；
（四）在被请求方境内，对于请求所涉及的被告人或犯罪嫌疑人正在就同一行为进行刑事诉讼，或已作出最终裁决；
（五）请求涉及的行为根据被请求方法律不构成犯罪。但双方可以商定，就某一特定犯罪或特定领域的犯罪提供协助，不论该行为是否根据双方境内的法律均构成犯罪。
二、如果执行请求将妨碍正在被请求方进行的侦查、起诉或诉讼，被请求方可推迟提供协助。
三、在拒绝一项请求或推迟执行该请求前，被请求方应考虑是否可以在其认为适宜的条件下准予协助。如果请求方接受附条件的协助，则应遵守这些条件。
四、如果被请求方拒绝或推迟协助，应将拒绝或推迟的理由通知请求方。
第五条 请求的内容
一、协助请求书应包括：
（一）提出请求的主管机关的名称；
（二）请求的目的和所需协助的说明；
（三）刑事诉讼的事项的说明，包括有关事实和法律的概述；以及
（四）希望请求得以执行的期限。
二、在必要或可能的范围内，协助请求书还应包括：
（一）被取证人员的身份和所在地的资料；
（二）受送达人的身份和所在地、以及该人与刑事诉讼的关系的资料；
（三）需搜查的地点和需查询、冻结、扣押或采取其他临时性措施的财物的说明；
（四）希望执行请求时得以遵循的任何特别程序或要求的说明；
（五）被请求到请求方出庭的人员有权得到的津贴、费用和报酬的资料；
（六）保密的要求和理由；以及
（七）适当执行请求所必需的其他资料。
三、如果被请求方认为请求书中包括的内容尚不足以处理该请求，则可要求提供补充资料。
四、请求应以书面形式提出，并由请求机关签署或盖章。在紧急情形下，请求也可以电传、传真或其他同等的形式提出，但请求方应随后迅速以经签署或盖章的请求原件的形式予以确认。
第六条 请求的执行
一、被请求方主管机关应按照本国法律执行协助的请求。
二、被请求方在不违背其本国法律的范围内，可按照请求方要求的方式执行协助请求。
三、如果不能全部或部分执行请求，被请求方中央机关应立即通知请求方中央机关，并说明不能执行的理由。
第七条 保密和限制使用资料
一、被请求方应对司法协助请求及其辅助文件以及提供协助的事实予以保密。如果不违反保密要求则无法执行请求，被请求方应将此情况书面通知请求方，请求方应随即决定是否仍应执行该请求。
二、被请求方可要求请求方按照其指定的条件，对依本条约获得的资料或证据予以保密。请求方应遵守这些条件；如请求方不能接受这些条件，则应通知被请求方，由被请求方决定是否仍执行该协助请求。
三、未经被请求方同意，请求方不得将被请求方提供的资料或证据用于或转让到请求所述以外的刑事诉讼之中。但在指控变更的情况下，只要所指控的犯罪属于根据本条约可就此提供相互协助的犯罪，则仍可使用所提供的材料。
第八条 送达文书
一、被请求方应根据请求方的请求，送达为此目的而转来的文书。
二、被请求方应在执行送达后向请求方出具送达证明，送达证明应包括送达日期、地点和方法的说明，并应由送达文书的机关签署或盖章。如果不能执行送达，则应通知请求方，并说明理由。
第九条 资料和证据
一、缔约双方可为刑事诉讼的目的，请求提供资料和证据。
二、根据本条给予的协助包括，但不限于：
（一）为请求方境内刑事诉讼的目的，提供资料和文件或其副本；
（二）获取证人或其他人员的证据，包括证言，提供文件、记录，收集其他证据物品，以便转递给请求方；
（三）搜查、扣押任何有关证据，并视情况所需，向请求方临时或永久移交这些证据，提供请求方所可能要求的、涉及扣押地点、扣押状况以及被扣押材料在移交前受监管方面的情况。
三、如果所请求提供的是被请求方境内刑事或民事诉讼所需的材料或证据，被请求方可推迟移交这些材料或证据。被请求方应根据请求，提供经证明的文件副本。
四、依本条提供的证据材料和依本条约提供的其他文件和物品，一旦就提供的目的而言不再需要，经被请求方要求，请求方应予以返还。
第十条 调取证据
一、被请求方应尽快通过双方中央机关将所取得的全部证据和资料转交给请求方。
二、被请求方在其本国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可根据请求方的请求，允许请求中所指明的司法人员在取证时到场。
三、为第二款的目的，被请求方应根据请求，及时将执行请求的时间和地点通知请求方。
第十一条 提供官方文件和资料
依请求方的请求，被请求方：
（一）应提供公开的官方文件、记录、资料的副本；
（二）可提供非公开的文件和资料的副本。如果拒绝按本项规定提供协助，被请求方不必说明拒绝的理由。
第十二条 有关人员到请求方出庭作证或协助调查
一、如果请求方请求某人到其境内出庭作证、提供资料或鉴定，被请求方应邀请该人前往请求方主管机关。
二、被请求前往请求方的人员是否同意出庭作证的答复，被请求方主管机关应予以书面记录，并立即将此答复通知请求方的中央机关。
三、请求方应告知上述人员可得到的由请求方支付的费用、津贴和报酬。
第十三条 在押人员到请求方出庭作证或协助调查
一、应请求方的请求，并且在被请求方同意或接受该请求的情况下，可以将在被请求方境内的在押人员临时移交至请求方作证或协助调查，但须该人同意。
二、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被请求方可拒绝移交：
（一）在押人员有必要在被请求方境内的刑事诉讼中出庭；
（二）移交可能导致对该人羁押期的延长；
（三）存在不宜移交的情形。
三、请求方应对被移交的人员予以羁押，并在其出庭已无必要时，在被请求方设定的期限内或在此之前将该人送回被请求方。
四、在押人员在请求方受到羁押的期间，应折抵其在被请求方的羁押期或服刑期。
五、如被请求方通知请求方不再需要羁押被移交人，请求方应将该人释放并按第十二条所指的人员对待。
第十四条 证人和鉴定人的保护
一、请求方对于按照第十二条和第十三条的规定到达其境内的人员，不得因该人在入境前的任何作为或不作为，或该人提供的证词或鉴定结论，而予以诉讼、羁押或其他任何对人身自由的限制；也不得强迫该人在并非请求所涉及的任何刑事诉讼中提供证据或协助。
二、如果上述人员在被正式通知不必继续停留后的十五天内未离开请求方，或在已离开后又自愿返回，则丧失本条第一款所给予的保护。但该人因不可抗力或意外情况而无法离开请求方领土的期间不应包括在内。
三、请求方对于拒绝按照第十二条和第十三条的规定出庭作证或协助调查的人员，不得因此对该人施加任何刑罚或强制措施。
第十五条 拒绝在被请求方作证
一、根据本条约的规定被要求作证的人员，如果被请求方法律允许或要求该人在被请求方提起的诉讼中的类似情形下不作证，可拒绝作证。
二、如果根据本条约被要求作证的人员，主张依请求方法律有拒绝作证的权利或义务，被请求方应要求请求方提供有关存在该项权利或义务的证明书。
三、如果被请求方收到请求方提供的有关存在该人所声称的权利或义务的证明书，在无相反证据时，该证明书应为存在该权利或义务的充分证据。
第十六条 针对犯罪所得或犯罪工具的措施
一、缔约一方可请求缔约另一方：
（一）为可能的没收，对犯罪所得或犯罪工具进行确认，采取冻结、查封、扣押或其他临时性措施；或
（二）确认和没收犯罪所得或犯罪工具。
二、根据本条提出的请求除应符合本条约第五条的规定外，还应包括：
（一）下令采取上述措施的决定副本；
（二）如有可能，对请求采取上述措施的财物的描述，这些财物的商业价值及其与诉讼的关系；
（三）请求方认为有关犯罪所得或犯罪工具可能位于被请求方境内的理由及有关其所在地的资料。
三、被请求方应在本国法律允许的范围内，按照本国法律规定的方式，采取请求方要求采取的本条所指的措施。
四、根据本条规定没收犯罪所得或犯罪工具的一方应按照其本国法律规定的方式处置上述财物。在其本国法律允许的范围内，一方可在根据具体情况商定的条件下，将没收的财物或出售这些财物的所得全部或部分移交给另一方。
五、被请求方应依法采取措施，保护无辜第三者对执行本条措施所涉及的财物的权利。
六、被请求方应将根据本条所提请求的处理结果迅速通知请求方。
第十七条 通报刑事诉讼结果
应缔约一方请求，缔约另一方应在其本国法律允许的范围内，通报提供协助所涉及的刑事诉讼结果。
第十八条 交换法律情报
缔约双方应根据请求，相互交换各自国家现行的或者过去实施的法律和司法实践的情报。
第十九条 提供犯罪记录
缔约一方应根据缔约另一方的请求，提供有关曾在其境内被诉讼和判刑的人的犯罪记录。
第二十条 语文
根据本条约提出的请求书和辅助文件，应附有被请求方语文的译文或英文译文。
第二十一条 证明和认证
为本条约的目的，协助请求书和辅助文件，以及为答复该请求提供的文件和其他资料，不应要求任何形式的证明或认证。
第二十二条 费用
一、被请求方应负担执行或处理请求的一般费用，但请求方应负担以下特殊费用：
（一）第十条第二款所指的人员前往和离开被请求方的费用；
（二）应支付给按照第十二条和第十三条规定前往、离开和停留于请求方的有关人员的津贴和费用。这些津贴和费用应按请求方的标准和规定支付；以及
（三）鉴定人的费用和报酬。
二、请求方应根据要求，预付由其负担的津贴、费用和报酬。
三、如果执行或处理请求需要任何其他特殊性质的费用，缔约双方应协商确定执行请求的条件。
第二十三条 与其他条约或协定的关系
本条约不影响缔约双方之间根据其他条约或协定存在的义务，也不妨碍缔约双方根据其他条约或协定相互提供或继续提供协助。
第二十四条 争议的解决
缔约双方之间就本条约的解释和适用所产生的任何争议，应由双方通过外交途径协商解决。
第二十五条 生效和终止
一、本条约须经批准，批准书在圣菲波哥大互换。本条约自互换批准书之日后第三十天生效。
二、本条约适用于其生效后提出的任何请求，即使有关作为或不作为发生于本条约生效前。
三、缔约任何一方可随时通过外交途径，以书面形式通知终止本条约。终止自收到该通知之日后六个月生效。
下列签字人经各自政府正式授权，签署本条约，以昭信守。
本条约于一九九九年五月十四日订于北京，一式两份，每份均以中文和西班牙文制成，两种文本同等作准。
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 哥伦比亚共和国代表
唐家璇 吉列尔莫·费尔南德斯·德索托
论我国民营企业法律保障的理念
毛德龙
一、引 言
民营企业在中国近代的发展，经历了一个被外国资本和官僚资本压迫到与官僚资本和外国资本结合的，一个在夹缝中求生存，在困难中求发展的不平凡的经历。在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又对民营企业进行了渐进性的社会主义改造，民营企业一度在中国大陆失去了其应有的地位和创造力。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主义理论取得重大突破，特别是邓小平理论，科学的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以及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三个有利于”标准的提出更是使民营企业找到了发展的广阔空间。民营企业在国民经济中占据了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发挥着越来越重大的作用，在江浙的一些经济发达地区，民营经济甚至成为经济发展的主力军。我国法律适应经济发展的大潮，及时反映社会经济发生的深刻变化，对民营企业的法律保护日益看重，甚至我国的宪法也在着重强调了公有财产的神圣性的前提下，强调了对私有财产的法律保障。1
但是，不容忽视的是，对民营企业的法律保护取得显著进步的同时，也存在很多问题，例如：一方面我们的一些法律仍然存在片面的保护国有财产的倾向，忽视民营企业的应有的平等权益。另一方面，由于我们对国有企业的不平等的照顾，要求国有企业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有时反而使民营企业在事实上的法律权益高于一般的国有企业。尽管具体的法律条文的列举具有非常强大的说服力，但本文更想从法律保护的原则或者理念的抽象的角度来审视这一问题，因为，具体的法律条文无非是法律原则或者理念的细化，而我们目前对民营企业法律保护的最大困境，或者说混乱的根源就在于立法的理念或者原则没有理清，解决了立法的理念问题，在很大程度上也就解决了对民营企业的法律保护问题。
二、两个理念
就笔者之归纳民营企业的法律保护就当前之情势，应当树立以下两个理念：
（一）平等主义的理念。事实上，我国的企业立法非常复杂，几乎可以认为，有多少种企业，就有多少种企业立法，并且我们对企业的分类标准不一，有的是按企业所有制的性质进行的分类，如：国有企业、集体企业、股份制企业、合伙企业、个体工商企业、外资企业；2有的则是按照企业的组织形式进行的分类，如：公司企业、非公司企业；有的甚至是按照企业所从事的业务类型的分类，如：外贸企业、金融企业、航空运输企业、“三来一补”企业等等。分类标准的不一，反映在对企业的立法上，也是纷繁复杂，令人眼花缭乱。加入世贸之后，专家学者几次呼吁要彻底改变按照企业的所有制性质进行立法的旧模式，而应当按照世界各国通行的做法，区分不同的企业组织形式进行立法，这种改革不仅具有理论上的意义，同时在实践当中，也可以有效的避免国有企业在国际市场上受到的不公平的待遇。3
所谓的民营企业并非一个严格意义上的法律范畴，而是社会学家和经济学家在中国独特的经济转型时期提出的一个概念，如果从法律上仔细分析，民营企业应当称之为民有企业更加准确，或者称之为私有企业更能够说明其本来面目，由于我们刻意的去淡化企业的所有制性质，所以将私有企业带上了一层温情脉脉的面纱，而称之为民营企业。可见民营企业的称谓更多的是从所有制的性质上进行的企业类型的划分。我们市场经济的理念就是要求市场主体的平等，就是要变身份的社会为一个契约的社会，因而以往的以企业的不同身份进行立法的模式已经成为市场经济的阻碍，我们主张的民营企业的法律保护应当是立法上对民营企业与其他所有制性质的企业不做区分的平等保护，而不是个别化的不平等保护。
（二）差别化保护的理念。既然我们强调民营企业与其他所有制性质的企业平等保护的理念，那末，我们如何看待世界各国普遍存在的一些鼓励民营经济发展的立法呢？日本的经济发展如此迅速，与其推行的一系列的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的立法是分不开的，在我国，也有一些官员和学者意识到这一举措的重大意义，各地方政府更是相继推出了一些促进民营经济发展的措施。那么，如何评价这些措施呢？“法律在不丧失其基本价值的同时，还能与时代一起前进。”4我们在密切关注由身份到契约的运动进程中，还有一个不容忽视的与其相反的运动，那就是由契约到身份的运动的似乎从来没有停止过，我们的法律从来没有忽视对劳动者的关心，对消费者的特殊照顾，发达国家的企业立法似乎也从来没有否认过对不同类型的企业应当给予不同的保护。因此，我们说由身份到契约的运动历程是社会的巨大进步，它打破了封建的身份社会的法则，催生了资本主义；而在此之后的由契约到身份的运动同样不容忽视，它推翻了现实生活中人人具有同等的能力的假说，赋予了社会弱者更多的法律关怀，其巨大的进步意义已经不容置疑。我们提倡的民营企业应予特别保护的理念实质上就是建立在民营企业相对于其他类型的企业比较脆弱这一现实基础之上的，我们的国有企业身披“国字号”的外衣，外资企业有优惠政策的支持，而弱小的民营资本根本无法与前二者在市场上进行公平的竞争。因此，笔者在此也提倡对民营企业给予法律上的关注，但这种关注或者保护应当是建立在使民营企业不受岐视，能够达到与国有、外资企业同等对待的理念之上，如果偏离了这个理念提倡所谓的民营企业的法律保护只会人为的制造市场主体的不平等，对我们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百害而无一利。
由身份到契约的运动与由契约到身份的运动是两个并行不悖的历史潮流，前者打破身份之差别，对市场经济的催生贡献甚巨；后者破除了市场主体实质公平的抽象假设，意识到平等背后的实质不平等，主张对市场弱者给予适当的同情和保护，对于建立实质的社会公平和市场经济的正常运行意义重大。对民营企业的保护，我们一方面应当坚持市场主体平等这一要义，另一方面也必须清醒的意识到在我国转型时期，市场主体的绝对平等还只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假设，尤其法律上的、意识形态上的压力依然象不散的阴云笼罩在民营企业的头上，因而我们主张对民营企业给予适度差别的法律保护也是对我国现实状况反思基础之上的反应。5
三、应当注意的三个不良倾向
在我们主张对民营企业进行平等和差别相结合的法律保护的理念的同时，也应当看到目前社会上存在的三种不良倾向：
（一） 以政策取代立法的倾向。有些地方政府出于地方
局部利益的考虑，千方百计通过各种途径促进民营企业的发展，有的甚至提出给予民营企业税收优惠、贷款优惠，创办企业手续从简、验资从宽等措施。这些举措其动机无可厚非，但我们也应当清醒的认识到税收优惠与否只能由国务院决定；地方政府给予所谓的贷款优惠可能存在干预银行贷款自主权的嫌疑；创办企业手续从简、验资从宽可能会与《公司法》的规定相背离。我们在给予民营企业法律保护的时候应当注意这种不良倾向。
（二） 对民营企业不法行为普遍淡化的倾向。我们在倡
导对民营企业进行保护的同时，也应当警惕保护民营企业并非对民营企业的一些违法行为置之不理。时下，我们一些地方领导为了表示其保护民营企业的决心，对一些民营企业违反劳动法、产品质量法、税法、海关法的不法行为网开一面，表面上看是保护民营企业，实则危害社会公平，违背市场规则，长远看对民营企业的发展也百害无一利。
（三） 要求民营企业承担过多的社会责任的倾向。企业
的社会责任是近年来在西方发达国家兴起的一种新型的法学及社会学的理论。6但实际上在我国企业的社会责任一直没有被忽视过，甚至“企业办社会”还成为国有企业的一大弊病被学者所批判。与我国企业承担过多的社会责任不同，在西方，企业的赢利性是其本质属性，企业对社会的责任从来不受重视，及到资本主义的一些弊端被充分暴露之后，人们才意识到企业不应当仅仅成为私人赚钱的工具，还应当负担一定的社会道义上或法律上的责任。我国的民营企业与国有企业不同，在发展之初就没有负担太多的社会包袱，但时至今日，对民营企业课以社会责任的实例屡屡见诸报端，有的是出于民营企业本意，无可厚非，但相当部分则是民营企业基于某种压力使然。国有企业办社会的前车之鉴不远，民营企业又有重蹈覆辙之趋势，确实不能不引起我们的警觉。
四、结 语
民营企业的法律保护在时下已经成为一个时髦的话题，各地、各部门推出的招术异彩纷呈，其中当然不乏一些真知灼见，但也出现了一些未经理论上的认真分析和整理，对社会、国家百害无一利的举措，这一切都确实到了应当反省的时候了。而法律理念上的反思和整理是指引我们继续前进的明灯，正是基于这一点，本文才从法理念的角度做了一个粗浅的分析，不当之处，还望各位专家批评指正。
作者简介：毛德龙，男，1997年3月出生，山东省日照市人。现为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四庭法官，西南政法大学博士研究生。截止目前，共公开发表学术论文二十余篇，其中三篇在最高法院学术论文研讨会上获奖。参加过三个课题研究，其中《破产法研究》系司法部部级课题。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哥伦比亚共和国关于刑事司法协助的条约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哥伦比亚共和国关于刑事司法协助的条约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哥伦比亚共和国，以下简称“缔约双方”，
认识到打击犯罪需要各国的一致行动，
考虑到两国之间的友好合作关系，
在遵守各自国家宪法、法律和法规，并尊重国际法原则的基础上，
重申相互尊重国家主权和平等互利的基本原则，
为促进和加强两国在刑事司法协助领域的合作，
达成协议如下：
第一条 适用范围
一、缔约双方有义务根据本条约以及各自法律的规定，相互提供最广泛的刑事司法协助。
二、本条约不适用于：
（一）引渡；
（二）执行刑事判决，包括移交被判刑人以便服刑。
三、本条约仅适用于缔约双方之间的司法协助。本条约的规定不给予任何个人以获取或排除证据，或妨碍执行请求的任何权利。
第二条 协助的内容
协助应包括：
（一）送达文书；
（二）获取有关人员的证言；
（三）提供作为证据的资料、文件、记录和物品；
（四）获取和提供鉴定人鉴定结论；
（五）查找或辨别有关人员；
（六）检查物品和场所；
（七）执行查询、搜查、冻结、扣押以及其他临时性措施的请求；
（八）在没收程序中提供协助；
（九）使有关人员，包括在押人员到请求方主管机关作证或协助调查；
（十）通报刑事诉讼结果，交换法律情报和提供犯罪记录；
（十一）不违背被请求方法律且符合本条约宗旨的其他任何形式的协助。
第三条 中央机关
一、根据本条约提出的协助请求及其答复应通过双方中央机关转递；双方中央机关应相互直接联系。
二、第一款所指的中央机关：
（一）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方面为最高人民检察院和司法部；
（二）在哥伦比亚共和国方面，接收协助请求时为国家总检察院；提出协助请求时为国家总检察院或司法与法律部。
三、双方对中央机关的指定如有任何更改，应通过外交途径相互通知。
第四条 拒绝或推迟协助
一、如果被请求方认为存在下列情形，可拒绝提供协助：
（一）请求涉及政治犯罪或纯军事犯罪；
（二）执行请求将损害其主权、安全、公共秩序或其他重大公共利益；
（三）有充分理由相信，请求是为了基于某人的种族、性别、宗教、国籍、政治见解或社会地位而对该人进行侦查、起诉、处罚或其他诉讼程序，或予以任何方式的歧视；
（四）在被请求方境内，对于请求所涉及的被告人或犯罪嫌疑人正在就同一行为进行刑事诉讼，或已作出最终裁决；
（五）请求涉及的行为根据被请求方法律不构成犯罪。但双方可以商定，就某一特定犯罪或特定领域的犯罪提供协助，不论该行为是否根据双方境内的法律均构成犯罪。
二、如果执行请求将妨碍正在被请求方进行的侦查、起诉或诉讼，被请求方可推迟提供协助。
三、在拒绝一项请求或推迟执行该请求前，被请求方应考虑是否可以在其认为适宜的条件下准予协助。如果请求方接受附条件的协助，则应遵守这些条件。
四、如果被请求方拒绝或推迟协助，应将拒绝或推迟的理由通知请求方。
第五条 请求的内容
一、协助请求书应包括：
（一）提出请求的主管机关的名称；
（二）请求的目的和所需协助的说明；
（三）刑事诉讼的事项的说明，包括有关事实和法律的概述；以及
（四）希望请求得以执行的期限。
二、在必要或可能的范围内，协助请求书还应包括：
（一）被取证人员的身份和所在地的资料；
（二）受送达人的身份和所在地、以及该人与刑事诉讼的关系的资料；
（三）需搜查的地点和需查询、冻结、扣押或采取其他临时性措施的财物的说明；
（四）希望执行请求时得以遵循的任何特别程序或要求的说明；
（五）被请求到请求方出庭的人员有权得到的津贴、费用和报酬的资料；
（六）保密的要求和理由；以及
（七）适当执行请求所必需的其他资料。
三、如果被请求方认为请求书中包括的内容尚不足以处理该请求，则可要求提供补充资料。
四、请求应以书面形式提出，并由请求机关签署或盖章。在紧急情形下，请求也可以电传、传真或其他同等的形式提出，但请求方应随后迅速以经签署或盖章的请求原件的形式予以确认。
第六条 请求的执行
一、被请求方主管机关应按照本国法律执行协助的请求。
二、被请求方在不违背其本国法律的范围内，可按照请求方要求的方式执行协助请求。
三、如果不能全部或部分执行请求，被请求方中央机关应立即通知请求方中央机关，并说明不能执行的理由。
第七条 保密和限制使用资料
一、被请求方应对司法协助请求及其辅助文件以及提供协助的事实予以保密。如果不违反保密要求则无法执行请求，被请求方应将此情况书面通知请求方，请求方应随即决定是否仍应执行该请求。
二、被请求方可要求请求方按照其指定的条件，对依本条约获得的资料或证据予以保密。请求方应遵守这些条件；如请求方不能接受这些条件，则应通知被请求方，由被请求方决定是否仍执行该协助请求。
三、未经被请求方同意，请求方不得将被请求方提供的资料或证据用于或转让到请求所述以外的刑事诉讼之中。但在指控变更的情况下，只要所指控的犯罪属于根据本条约可就此提供相互协助的犯罪，则仍可使用所提供的材料。
第八条 送达文书
一、被请求方应根据请求方的请求，送达为此目的而转来的文书。
二、被请求方应在执行送达后向请求方出具送达证明，送达证明应包括送达日期、地点和方法的说明，并应由送达文书的机关签署或盖章。如果不能执行送达，则应通知请求方，并说明理由。
第九条 资料和证据
一、缔约双方可为刑事诉讼的目的，请求提供资料和证据。
二、根据本条给予的协助包括，但不限于：
（一）为请求方境内刑事诉讼的目的，提供资料和文件或其副本；
（二）获取证人或其他人员的证据，包括证言，提供文件、记录，收集其他证据物品，以便转递给请求方；
（三）搜查、扣押任何有关证据，并视情况所需，向请求方临时或永久移交这些证据，提供请求方所可能要求的、涉及扣押地点、扣押状况以及被扣押材料在移交前受监管方面的情况。
三、如果所请求提供的是被请求方境内刑事或民事诉讼所需的材料或证据，被请求方可推迟移交这些材料或证据。被请求方应根据请求，提供经证明的文件副本。
四、依本条提供的证据材料和依本条约提供的其他文件和物品，一旦就提供的目的而言不再需要，经被请求方要求，请求方应予以返还。
第十条 调取证据
一、被请求方应尽快通过双方中央机关将所取得的全部证据和资料转交给请求方。
二、被请求方在其本国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可根据请求方的请求，允许请求中所指明的司法人员在取证时到场。
三、为第二款的目的，被请求方应根据请求，及时将执行请求的时间和地点通知请求方。
第十一条 提供官方文件和资料
依请求方的请求，被请求方：
（一）应提供公开的官方文件、记录、资料的副本；
（二）可提供非公开的文件和资料的副本。如果拒绝按本项规定提供协助，被请求方不必说明拒绝的理由。
第十二条 有关人员到请求方出庭作证或协助调查
一、如果请求方请求某人到其境内出庭作证、提供资料或鉴定，被请求方应邀请该人前往请求方主管机关。
二、被请求前往请求方的人员是否同意出庭作证的答复，被请求方主管机关应予以书面记录，并立即将此答复通知请求方的中央机关。
三、请求方应告知上述人员可得到的由请求方支付的费用、津贴和报酬。
第十三条 在押人员到请求方出庭作证或协助调查
一、应请求方的请求，并且在被请求方同意或接受该请求的情况下，可以将在被请求方境内的在押人员临时移交至请求方作证或协助调查，但须该人同意。
二、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被请求方可拒绝移交：
（一）在押人员有必要在被请求方境内的刑事诉讼中出庭；
（二）移交可能导致对该人羁押期的延长；
（三）存在不宜移交的情形。
三、请求方应对被移交的人员予以羁押，并在其出庭已无必要时，在被请求方设定的期限内或在此之前将该人送回被请求方。
四、在押人员在请求方受到羁押的期间，应折抵其在被请求方的羁押期或服刑期。
五、如被请求方通知请求方不再需要羁押被移交人，请求方应将该人释放并按第十二条所指的人员对待。
第十四条 证人和鉴定人的保护
一、请求方对于按照第十二条和第十三条的规定到达其境内的人员，不得因该人在入境前的任何作为或不作为，或该人提供的证词或鉴定结论，而予以诉讼、羁押或其他任何对人身自由的限制；也不得强迫该人在并非请求所涉及的任何刑事诉讼中提供证据或协助。
二、如果上述人员在被正式通知不必继续停留后的十五天内未离开请求方，或在已离开后又自愿返回，则丧失本条第一款所给予的保护。但该人因不可抗力或意外情况而无法离开请求方领土的期间不应包括在内。
三、请求方对于拒绝按照第十二条和第十三条的规定出庭作证或协助调查的人员，不得因此对该人施加任何刑罚或强制措施。
第十五条 拒绝在被请求方作证
一、根据本条约的规定被要求作证的人员，如果被请求方法律允许或要求该人在被请求方提起的诉讼中的类似情形下不作证，可拒绝作证。
二、如果根据本条约被要求作证的人员，主张依请求方法律有拒绝作证的权利或义务，被请求方应要求请求方提供有关存在该项权利或义务的证明书。
三、如果被请求方收到请求方提供的有关存在该人所声称的权利或义务的证明书，在无相反证据时，该证明书应为存在该权利或义务的充分证据。
第十六条 针对犯罪所得或犯罪工具的措施
一、缔约一方可请求缔约另一方：
（一）为可能的没收，对犯罪所得或犯罪工具进行确认，采取冻结、查封、扣押或其他临时性措施；或
（二）确认和没收犯罪所得或犯罪工具。
二、根据本条提出的请求除应符合本条约第五条的规定外，还应包括：
（一）下令采取上述措施的决定副本；
（二）如有可能，对请求采取上述措施的财物的描述，这些财物的商业价值及其与诉讼的关系；
（三）请求方认为有关犯罪所得或犯罪工具可能位于被请求方境内的理由及有关其所在地的资料。
三、被请求方应在本国法律允许的范围内，按照本国法律规定的方式，采取请求方要求采取的本条所指的措施。
四、根据本条规定没收犯罪所得或犯罪工具的一方应按照其本国法律规定的方式处置上述财物。在其本国法律允许的范围内，一方可在根据具体情况商定的条件下，将没收的财物或出售这些财物的所得全部或部分移交给另一方。
五、被请求方应依法采取措施，保护无辜第三者对执行本条措施所涉及的财物的权利。
六、被请求方应将根据本条所提请求的处理结果迅速通知请求方。
第十七条 通报刑事诉讼结果
应缔约一方请求，缔约另一方应在其本国法律允许的范围内，通报提供协助所涉及的刑事诉讼结果。
第十八条 交换法律情报
缔约双方应根据请求，相互交换各自国家现行的或者过去实施的法律和司法实践的情报。
第十九条 提供犯罪记录
缔约一方应根据缔约另一方的请求，提供有关曾在其境内被诉讼和判刑的人的犯罪记录。
第二十条 语文
根据本条约提出的请求书和辅助文件，应附有被请求方语文的译文或英文译文。
第二十一条 证明和认证
为本条约的目的，协助请求书和辅助文件，以及为答复该请求提供的文件和其他资料，不应要求任何形式的证明或认证。
第二十二条 费用
一、被请求方应负担执行或处理请求的一般费用，但请求方应负担以下特殊费用：
（一）第十条第二款所指的人员前往和离开被请求方的费用；
（二）应支付给按照第十二条和第十三条规定前往、离开和停留于请求方的有关人员的津贴和费用。这些津贴和费用应按请求方的标准和规定支付；以及
（三）鉴定人的费用和报酬。
二、请求方应根据要求，预付由其负担的津贴、费用和报酬。
三、如果执行或处理请求需要任何其他特殊性质的费用，缔约双方应协商确定执行请求的条件。
第二十三条 与其他条约或协定的关系
本条约不影响缔约双方之间根据其他条约或协定存在的义务，也不妨碍缔约双方根据其他条约或协定相互提供或继续提供协助。
第二十四条 争议的解决
缔约双方之间就本条约的解释和适用所产生的任何争议，应由双方通过外交途径协商解决。
第二十五条 生效和终止
一、本条约须经批准，批准书在圣菲波哥大互换。本条约自互换批准书之日后第三十天生效。
二、本条约适用于其生效后提出的任何请求，即使有关作为或不作为发生于本条约生效前。
三、缔约任何一方可随时通过外交途径，以书面形式通知终止本条约。终止自收到该通知之日后六个月生效。
下列签字人经各自政府正式授权，签署本条约，以昭信守。
本条约于一九九九年五月十四日订于北京，一式两份，每份均以中文和西班牙文制成，两种文本同等作准。
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 哥伦比亚共和国代表
唐家璇 吉列尔莫·费尔南德斯·德索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