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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


中国保监会关于印发《保险公司城乡居民大病保险业务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

保监发〔2013〕19号

　　

各保监局，各保险公司：

　　为贯彻落实国家发改委、卫生部、财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民政部、中国保监会《关于开展城乡居民大病保险工作的指导意见》（发改社会〔2012〕2605号），促进城乡居民大病保险业务健康发展，保护参保城乡居民的合法权益，我会研究制定了《保险公司城乡居民大病保险业务管理暂行办法》。现予印发，请遵照执行。


　　

　　　　　　　　　　　　　　　　　　　　　　　 　　中国保监会

　　　　　　　　　　　　　　　　　　　　　　　 　 2013年3月12日



　　保险公司城乡居民大病保险业务管理暂行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本办法所称城乡居民大病保险（以下简称“大病保险”），是指为提高城乡居民医疗保障水平，在基本医疗保障的基础上，对城乡居民患大病发生的高额医疗费用给予进一步保障的一项制度性安排。具体做法是从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以下简称“城镇居民医保”）基金、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以下简称“新农合”）基金或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以下简称“城乡居民医保”）基金中划出一定比例或额度作为大病保险资金，通过招投标方式向符合经营资质的商业保险公司购买大病保险。

　　大病保险是基本医疗保障制度的拓展和延伸。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与城镇居民医保、新农合或城乡居民医保相衔接的大病保险业务。部分地区建立的覆盖城镇职工、城镇居民、农村居民的统一的大病保险制度也可适用本办法。

　　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投保人为地方政府授权的部门；被保险人为大病保险开展地区参加城镇居民医保、新农合或城乡居民医保的全部参保（合）人；受益人为被保险人本人。

　　如无特别指明，本办法所称保险公司，包括保险公司及其分支机构。

　　第四条 保险公司开展大病保险业务，应优先维护被保险人的合法利益，通过提高运行效率、服务质量、风险管理水平、医疗服务和费用监控能力，实现大病保险业务可持续发展，树立良好的市场信誉。

　　第二章 经营资质

　　第五条 保险公司总公司开展大病保险业务应当具备以下基本条件：

　　（一）注册资本不低于人民币20亿元或近三年内净资产均不低于人民币50亿元；专业健康保险公司除外；

　　（二）满足保险公司偿付能力管理规定，专业健康保险公司上一年度末和最近季度末的偿付能力不低于100%，其他保险公司上一年度末和最近季度末的偿付能力不低于150%；

　　（三）在中国境内连续经营健康保险专项业务5年以上，具有成熟的健康保险经营管理经验；

　　（四）依法合规经营，近三年内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

　　（五）能够对大病保险业务实行专项管理和单独核算；

　　（六）具备较强的健康保险精算技术，能够对大病保险进行科学合理定价；

　　（七）具备完善的、覆盖区域较广的服务网络；

　　（八）配备具有医学等专业背景的人员队伍，具有较强的核保、核赔能力和风险管理能力；

　　（九）具备功能完整、相对独立的健康保险信息管理系统，能够按规定向保险监管部门报送大病保险相关数据；

　　（十）中国保监会规定的其他条件。

　　第六条 同一保险集团公司在一个大病保险统筹地区投标开展大病保险业务的子公司不超过一家。

　　保险集团公司应当整合资源，加强指导，统筹协调子公司做好大病保险业务。

　　第七条 保险公司省级分公司（含计划单列市分公司、总公司直管的分公司）开展大病保险业务应当具备以下基本条件：

　　（一）总公司具有开展大病保险业务资质；

　　（二）总公司批准同意开展大病保险业务；

　　（三）近三年内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

　　（四）在开展大病保险的地区配备熟悉当地基本医保政策，且具有医学等专业背景的专职服务队伍，能够提供驻点、巡查等大病保险专项服务；

　　（五）当地保监局规定的其他条件。

　　第八条 中国保监会根据本办法，公布并及时更新具有资质的保险公司总公司名单。

　　保监局根据本办法和中国保监会公布的保险公司总公司名单，公布并及时更新具有资质的保险公司省级分公司（含计划单列市分公司、总公司直管的分公司）名单。

　　列入资质名单的保险公司可以依照本办法开展大病保险业务。

　　第九条 直接保险公司总公司作为大病保险的再保险接受人或转分保接受人时，应具备本办法第五条规定的基本条件，并应具有大病保险经营资质；其分支机构作为大病保险的再保险接受人或转分保接受人时，该分支机构应具备本办法第七条规定的基本条件，并应具有大病保险经营资质。

　　第三章 投标管理

　　第十条 具备大病保险经营资质的保险公司，在符合招标文件规定资格条件的基础上，可作为投标人参加大病保险投标。

　　第十一条 投标人应按照招标文件的要求编制投标文件，对招标文件提出的要求和条件作出实质性响应。投标文件应根据招标人提供的基本医保经验数据及提出的管理服务要求，科学预估承保风险和管理服务成本，合理确定保险费、保险金额、起付金额、给付比例，同时包括大病保障对象、保障期限、责任范围、除外责任、结算方式、医疗管理和服务措施等内容。

　　投标文件应经保险公司总公司批准同意，并由总公司出具精算意见书、法律意见书和相应授权书。

　　第十二条 投标人不得弄虚作假，不得相互串通投标报价，不得恶意压价竞争，不得妨碍其他投标人的公平竞争，不得损害招标人或者其他投标人的合法权益，不得以向招标人、评标委员会成员行贿或者采取其他不正当竞争手段谋取中标，不得泄露招标人提供的参保人员信息。

　　第十三条 投标人应在投标7个工作日之前，向当地保监局报告拟投标大病保险项目的名称、招标人、投标时间等基本情况。

　　保监局应全程跟踪招投标过程，监督保险公司依法合规参与大病保险投标。对投标价格明显偏低的，保监局要进行综合评估，禁止恶性竞争。

　　第十四条 投标人在中标后，应按照招投标文件内容规定，与投保人签订大病保险合作协议。大病保险合作协议的期限原则上不低于三年，大病保险合同内容可每年商谈确定一次。

　　大病保险合作协议签署后，应在一个月内由保险公司省级分公司（含计划单列市分公司、总公司直管的分公司）报送当地保监局。

　　第四章 业务管理

　　第十五条 保险公司对大病保险实行专项管理。保险公司总公司对大病保险项目进行统一审核。

　　第十六条 保险公司可根据中国保险行业协会发布的大病保险示范条款制定大病保险专属产品条款，大病保险专属产品的定名应当符合下列格式：

　　“保险公司名称”＋“说明性文字”＋“城乡居民大病团体医疗保险”

　　大病保险专属产品报中国保监会人身保险监管部备案。

　　保险公司不得以其他产品承保大病保险。

　　第十七条 大病保险保险期间为一年。保险公司每年按照大病保险合作协议约定时间向投保人收取保险费。

　　保险公司承办大病保险后应向社会公布保障责任和服务内容。

　　第十八条 保险公司应完整准确记录并及时更新被保险人信息，信息应包括被保险人姓名、性别、出生日期、证件类别、有效身份证件号码、社会保障号码、联系方式等，并与当地基本医保对参保人的信息要求保持一致。

　　保险公司对被保险人信息负有保密责任。

　　第十九条 保险公司应根据投保人提供的基本医保经验数据，建立大病保险精算模型，科学制定产品参数、厘定费率，审慎定价。

　　保险公司应在经营周期中加强经验数据积累和分析，准确、真实地分析评估大病保险经营情况，为完善大病保险的经营管理和服务提供依据。

　　第二十条 保险公司应建立大病保险信息系统，信息系统应具备信息采集、结算支付、信息查询、统计分析等功能。保险公司应加强大病保险信息系统的管理和维护，严格用户权限管理，确保信息安全。

　　保险公司应与政府有关部门加强沟通合作，实现大病保险信息系统与基本医保信息系统、医疗救助信息系统和医疗机构信息系统的对接。

　　第二十一条 保险公司应按照行业监管要求和有关规定，及时报送和提供大病保险相关报告、报表、文件、信息和资料。

　　第二十二条 开展大病保险业务的保险公司出现合并、分立、解散、依法被接管或撤销、破产以及中国保监会规定的其他情况，应妥善处理大病保险业务相关事项，保障被保险人权益不受损失。

　　第二十三条 大病保险合作协议期满，如果保险公司不再继续承办该大病保险项目，应配合投保人妥善做好衔接过渡工作。

　　第二十四条 保险公司承办大病保险，不得以任何形式向任何单位或个人支付手续费用或佣金；不得给予或者承诺给予保险合同约定以外的回扣或者其他利益。

　　第五章 服务管理

　　第二十五条 保险公司应协同各地政府做好大病保险政策宣传工作。在宣传大病保险时不得误导公众，不得减少或夸大保障范围，不得强制搭售其他商业保险产品。

　　第二十六条 保险公司应加强服务能力建设，建立大病保险专业队伍，定期进行专业培训和服务质量考评，提升大病保险服务人员的综合素质。

　　第二十七条 保险公司可会同政府有关部门通过电话、网络等方式为被保险人提供咨询、查询服务，接受投诉，切实维护好被保险人的合法权益。

　　第二十八条 保险公司应根据被保险人居住和就医分布情况，设立服务网点，为投保人和被保险人提供便捷服务。应加强与基本医保、医疗救助的衔接，提供大病保险的“一站式”即时结算服务。积极利用机构网络优势，为被保险人提供异地就医结算服务。

　　第二十九条 保险公司应加强与当地政府相关部门的沟通协调，联合制定大病医疗服务评价考核标准，建立大病保险定点医疗机构评审机制，切实加强医疗行为管理。

　　保险公司应在基本医保主管部门的授权下，依据诊疗规范和临床路径等标准或规定，通过医疗巡查、驻点驻院、抽查病历等方式，做好对医疗行为的监督管理；探索开展疑难案件的医疗专家评审制度。

　　第三十条 保险公司应遵循实事求是、客观公正的原则，规范审核标准，严格按照当地有关政策规定及保险合同约定对被保险人的医疗费用进行审核给付，及时将发现的冒名就医、挂床住院、过度医疗等违规问题通报投保人和政府有关部门，并提出相关处理建议。

　　第三十一条 保险公司应积极配合政府有关部门推进医保支付方式改革，探索总额预付、按病种付费等支付方式。

　　第三十二条 保险公司应积极开发与大病保险相衔接的商业健康保险产品，开展健康管理服务，满足参保群众多层次、多样化的健康保障和服务需求。

　　鼓励有条件的保险公司积极参与各类基本医保经办服务。

　　第六章 财务管理

　　第三十三条 保险公司应按照国家财务会计法规和相关监管规定，单独核算和报告大病保险业务，实现大病保险业务与其他保险业务彻底分开，封闭运行，真实、准确地反映大病保险经营情况。

　　第三十四条 保险公司应加强大病保险的资金管理，建立大病保险保费收入上划机制，遵循“收支两条线”原则，严格按照账户类型及用途划拨和使用资金。

　　第三十五条 保险公司经营大病保险业务，应设立独立的大病保险保费账户及赔款账户，并按照收付费管理相关监管规定的要求，积极推动大病保险业务非现金给付，切实保障大病保险资金安全。

　　第三十六条 保险公司应按照费用分摊的相关监管规定，核算大病保险业务管理成本，严格区分仅在大病保险经营过程中产生的专属费用和按规定分摊公司经营成本的共同费用，合理认定费用归属对象，据实归集和分摊，不得挤占其他业务的成本，不得把其他业务的成本分摊至大病保险业务。

　　第三十七条 保险公司应据实列支经营大病保险所发生的费用支出，包括人力成本、硬件设备、软件开发、医疗管理、案件调查、办公运营、宣传培训等费用，不断加强费用管控力度，降低大病保险管理成本，提高经营效率。

　　第三十八条 保险公司应定期核对财务、业务系统中的大病保险数据，保证财务数据与业务数据的一致性。

　　第三十九条 保险公司应建立大病保险业务的内部监督检查机制，确保财务、业务数据的真实性。

　　第四十条 保险公司大病保险保费账户和赔款账户的运行情况、费用列支情况应当接受政府有关部门监督，公开透明运行。

　　第七章 风险调节

　　第四十一条 保险公司经营大病保险应遵循收支平衡、保本微利原则。

　　保险公司应合理定价，与投保人协商合理确定大病保险赔付率、费用加利润率。

　　第四十二条 保险公司应与投保人协商建立动态风险调节机制，采取合理方式，对保险期间的超额结余和政策性亏损等盈亏情况进行风险调节，确保大病保险业务可持续发展。

　　第四十三条 保险公司应根据大病保险实际经营结果、医保政策调整和医疗费用变化情况，依据大病保险合作协议与投保人协商调整下一保险期间的保险责任、保险费率等。

　　第四十四条 保险公司应与投保人协商，在一个保险期间内因当地基本医保政策调整或其他政策性因素导致的大病保险业务亏损，应由投保人进行相应补偿。

　　第八章 监督管理　

　　第四十五条 保险监管机构人身保险监管部门对保险公司经营大病保险业务实行统一监督管理。

　　人身保险监管部门对保险公司开展大病保险业务进行全流程监管。应加强市场准入和退出监管，加强市场行为监管，确保有序竞争，提升服务质量和水平。应开展定期或不定期检查，对业务经营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及时予以纠正和解决。

　　第四十六条 保监局应加大对大病保险业务的监管力度，维护市场秩序。因监管不力导致大病保险业务出现严重问题或重大风险的，要依法追究相关责任人责任。

　　第四十七条 保监局应探索建立以保障水平和被保险人满意度为核心的大病保险业务考核评价制度。

　　第四十八条 保险公司应认真履行保险合作协议，接受当地财政、审计等政府部门和群众的监督。

　　第四十九条 保险公司开展大病保险业务存在以下行为的，保险监管机构依《保险法》及保监会有关规定给予行政处罚：

　　（一）拒不依法履行保险合同约定的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义务；

　　（二）违反规定泄露被保险人信息；

　　（三）在投标或承办大病保险业务过程中存在商业贿赂、不正当竞争行为；

　　（四）未按照规定报送或者保管报告、报表、文件、资料的，或者未按照规定提供有关信息、资料的；

　　（五）编制或者提供虚假的业务数据和财务报表；

　　（六）保险监管机构禁止的其他行为。

　　第九章 市场退出

　　第五十条 保险公司在开展大病保险过程中应符合本办法第五条、第七条规定的条件，依法合规经营。

　　第五十一条 保险公司总公司和省级分公司（含计划单列市分公司、总公司直管的分公司）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保险监管机构三年内不再将其列入资质名单，期间该保险公司不得开展大病保险业务：

　　（一）保险公司总公司因大病保险业务受到行政处罚的，或者一年内其省级分公司（含计划单列市分公司、总公司直管的分公司）大病保险业务受到行政处罚达到3家次以上的；

　　（二）保险公司省级分公司（含计划单列市分公司、总公司直管的分公司）因大病保险业务受到行政处罚的，或者一年内其分支机构大病保险业务受到行政处罚达到3家次以上的；

　　（三）大病保险投标文件违反有关法律、法规和监管规定的；

　　（四）违反本办法第十二条规定的；

　　（五）违反本办法第二十四条规定的；

　　（六）在大病保险期间内单方中途退出的；

　　（七）发生足以影响大病保险业务正常经营的其他重大情况。

　　第五十二条 保险公司地市级分支机构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三年内不得开展大病保险业务：

　　（一）因大病保险业务受到行政处罚的；

　　（二）大病保险投标文件违反有关法律、法规和监管规定的；

　　（三）违反本办法第十二条规定的；

　　（四）违反本办法第二十四条规定的；

　　（五）在大病保险期间内单方中途退出的；

　　（六）发生足以影响大病保险业务正常经营的其他重大情况。

　　第五十三条 已开展大病保险业务的保险公司有本办法第五十一、五十二条所列情形之一的，保险监管机构应建议负责招标的地方政府在该保险年度结束后终止大病保险合作协议，并协助政府选择其他保险公司承接该大病保险合作协议。

　　附 则

　　第五十四条 已开展城乡居民补充医疗保险等业务的保险公司，应配合地方政府有关部门做好与大病保险的衔接过渡工作。

　　第五十五条 本办法自下发之日起施行。








　　　　　　　　　　　　完善我国法定继承人范围和顺序立法的思考

　　　　　　　　　　陈苇 西南政法大学 教授 , 冉启玉 西南政法大学 讲师


　　内容提要: 法定继承的人范围和顺序，是我国《继承法》修改的难点问题之一。围绕这一问题，学术界有诸多争论。关于我国法定继承人的范围和顺序，立法上还存在很多不足，应结合我国民众的继承意愿和继承习惯，借鉴外国立法经验，修改、完善相关立法。


法定继承人的范围和顺序，是指哪些人能够成为法定继承人及其依据何种顺序参加继承取得遗产，这既关系到对被继承人私有财产权的保护，也涉及到家庭扶养职能的实现。值此我国《继承法》修改之际，我们在考察我国法定继承人范围和顺序修改论争的主要观点基础上，分析我国法定继承人范围和顺序的立法现状与不足，借鉴外国立法经验，结合我国民众的继承意愿和继承习惯，提出修改、完善我国相关立法的建议，以供立法机关参考，期望对《继承法》的修改及未来的《中国民法典·继承编》的制定有所裨益。
一、我国法定继承人范围与顺序修改论争的主要观点
我国现行《继承法》制定于 20 世纪 80 年代。该法从 1985 年施行至今已有 27 年。在 21 世纪，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人们社会生活条件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遗产继承中也出现了一些新情况。我国学界普遍认为，法定继承人范围过窄，法定继承顺序也存在某些不合理之处，需要进行相应的修改，以适应调整新时期我国民众遗产继承新情况的需要。但对法定继承人范围和顺序应当如何修改，专家学者们的观点不尽一致，提出的立法建议也不尽相同。因此，法定继承人范围和顺序究竟应当如何修改，是《继承法》修改中的难点问题之一。首先，对我国法定继承人范围和顺序修改论争的主要观点进行考察。
(一) 我国法定继承人范围修改论争的主要观点
关于我国法定继承人范围是否应适当调整，主要有两种观点： 一种观点认为，现行法定继承人的范围比较合理，赞同《继承法》的现有规定。另一种观点认为，现行法定继承人的范围不符合我国的现实国情，需要进行调整。对于法定继承人范围是否需要调整的论争，主要涉及以下三个问题：
第一，我国法定血亲继承人的范围是否应适当扩大？ 对此主要有两种观点： 一种观点认为，我国法定继承人范围应当维持原状； 另一种观点认为，我国法定继承人范围过窄，应予适当扩大。至于扩大到哪些近血亲，学者们的观点不尽一致，主要有三种不同的立法建议： 一是主张扩大到第四亲等内的血亲； 二是主张扩大到在一个家庭中共同生活或有扶养关系的三亲等的血亲；[1]三是主张只增加兄弟姐妹的子女( 即侄子女、外甥子女)作为法定继承人。[2]
第二，形成扶养教育关系的继父母、继子女是否应为法定继承人？ 对此主要有两种观点： 一种观点认为，经过近 20 多年的运作，我国《继承法》有些特色已成为我国固有法的一部分，建议予以保留，如形成扶养教育关系的继父母子女相互享有继承权的规定。[3]另一种观点认为，形成扶养教育关系的继子女享有对继父母的遗产继承权，对父母再婚不利、实际上也损害继父母的亲生子女的继承权，故建议取消形成扶养教育关系的继父母与继子女互有继承权的规定，改为适用《继承法》第 14 条有关酌情分配遗产的规定为宜。[4]
第三，尽了主要赡养义务的丧偶儿媳或丧偶女婿是否应为法定继承人？ 对此主要有两种观点： 一种观点认为，该制度的设立较为公平合理，有利于老年的公婆、岳父母生活上的照料和精神上的安慰，有利于发扬中华民族的美德、发挥家庭的扶养职能，体现了权利义务的一致性。[5]另一种观点认为，此是将本应由道德调整的问题纳入到了法律调整的范畴，通过适用《继承法》有关酌情分得一定遗产的规定同样也可以保护此种丧偶的儿媳和女婿的合法权益，故不宜将其纳入法定继承人的范围。
(二) 我国法定继承人顺序修改论争的主要观点
关于我国法定继承人顺序的修改，主要有两种不同的观点： 一种观点认为，现有的法定继承人顺序符合我国国情，应当维持《继承法》原有的规定。[1]另一种观点认为，现有的法定继承人顺序不够合理，需要进行修改，其修改的内容包括： 配偶继承人的继承顺序与血亲继承人的继承顺序。
第一，配偶继承人的法定继承顺序是否应进行适当调整？ 对此主要有两种观点： 一种观点认为，配偶应固定继承顺序。《继承法》将配偶固定在第一顺序，这体现了配偶在家庭中的地位和家庭成员之间的密切关系。另一种观点认为，配偶应不固定继承顺序。我国配偶继承顺序的现行规定，既不符合我国民间的继承习惯，也使配偶的继承份额有限，并且不能兼顾保护血亲继承人的继承权，因此，建议不固定配偶的继承顺序，配偶可以参与到任何一个继承顺序与血亲继承人一起共同继承。
第二，血亲继承人的继承顺序是否应进行适当调整？ 对此，争议的焦点问题是父母和子女是否应当在同一个继承顺序。[6]主要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在我国人口老年化严重的背景下，应考虑我国社会保障制度的不完善情况，父母作为第一顺序的法定继承人，可以缓解人口老年化带来的赡养问题。[7]另一种观点认为，子女及其直系卑血亲应当优先于父母的继承顺序，子女及其直系卑血亲作为第一顺序法定继承人，父母作为第二顺序法定继承人，这样可使遗产通过子女及其直系卑血亲往下传而被保留在被继承人的后代之家庭内部，这符合我国民间的继承习惯，也与世界大多数国家和地区的立法相一致。同时，对被置于后面继承顺序而未能参加继承的受被继承人扶养的父母以及祖父母、外祖父母的晚年生活保障，可以通过设立特定遗产( 包括遗产中供受扶养人日常生活使用的物品和住房) 的终身使用权的方式，予以妥善地解决。[2]
二、我国法定继承人范围和顺序的立法现状与不足
关于我国法定继承人的范围和顺序的立法现状，根据《继承法》第 10、11、12 条的规定，法定继承人的范围包括： 配偶、子女( 包括婚生子女、非婚生子女、养子女和有扶养关系的继子女) 、父母( 包括生父母、养父母和有扶养关系的继父母) ；兄弟姐妹( 包括同父母的兄弟姐妹、同父异母或者同母异父的兄弟姐妹、养兄弟姐妹、有扶养关系的继兄弟姐妹) 、祖父母、外祖父母； 孙子女、外孙子女及其晚辈直系血亲为代位继承人。配偶、子女、父母为第一顺序法定继承人； 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为第二顺序法定继承人。被继承人的子女先于被继承人死亡的，由被继承人的子女的晚辈直系血亲代位继承。代位继承人不受辈数限制。（注：参见 1985 年 9 月 11 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 25 条。）丧偶儿媳对公婆，丧偶女婿对岳父母，尽了主要赡养义务的，作为第一顺序法定继承人。
针对以上学者对我国法定继承人范围和顺序修改的主要观点论争，结合现行《继承法》的规定，我们简要分析现行法定继承人范围和顺序的立法之不足。
(一) 我国法定继承人范围的立法之不足
1、我国法定血亲继承人的范围过窄。除配偶继承人外，《继承法》规定的直系血亲继承人上至祖父母、外祖父母，下至全体直系卑血亲，旁系血亲继承人止于兄弟姐妹，此外还有因扶养关系而取得法定继承权的人( 包括形成扶养关系的继父母与继子女，尽了主要赡养义务的丧偶儿媳和丧偶女婿) 。目前，我国法定血亲继承人范围是世界上最窄的国家之一。这种立法例的主要缺陷如下：
第一，这与我国现有的家庭结构和血亲关系的变化不相适应。我国实行计划生育政策已 30多年，提倡“一对夫妻只生一个子女”的独生子女政策的实施，使我国家庭结构已呈小型化核心家庭为主，在核心家庭中近血亲的种类和数量都在减少，如兄弟姐妹数量的减少甚至家庭中无兄弟姐妹。随之而来的就是叔、伯、姑、舅、姨、侄子女、外甥子女这些血亲的种类和人数也减少。我国第六次人口普查结果显示，平均每个家庭户的人口为 3． 10 人，比 2000 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的3． 44人减少 0． 34 人。我国家庭结构以核心家庭为主，法定血亲继承人的总量有所减少。基于这一社会现实情况，应当适当扩大法定血亲继承人的范围。如前所述，对于扩大法定血亲继承人的范围，学者们已提出了不同的建议，对其范围扩大最宽的建议是将法定继承人范围扩大到四亲等以内的血亲，对其范围扩大最窄的建议是仅增加兄弟姐妹的子女为法定继承人。我们认为，就四亲等以内的血亲而言，在我国现实生活中，有些亲属如堂兄弟姐妹、表兄弟姐妹之间发生继承的情况非常少，民间也没有这样的继承习惯。借鉴外国的相关立法例，结合我国民众的继承习惯，新增加的法定继承人，应当与被继承人具有一定经济上和情感上联系、在一定情况下能尽扶养和扶助义务，并且在民间有相互继承遗产的习惯的血亲为宜。因此，增加兄弟姐妹的子女为法定继承人较为适宜。
第二，这不利于保护自然人的私有财产继承权。目前，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我国家庭的财产数量及种类都有较大的增加。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2011 年我国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 6977元，比上年增加 1058 元，增长 17． 9%。2011 年我国城镇居民人均总收入 23979 元，其中，人均可支配收入 21810 元，比上年 增 加 2701 元，增 长14． 1% 。我国民众私有财产数量和种类的增加，要求我国法定继承人范围的修改应当加强对公民私有财产权的保护。基于保护公民个人财产所有权之私法理念，公民死亡后遗留的个人财产应尽量归属于其近亲属继承。但我国现行法定继承人范围过窄，这容易出现无人继承而导致私有财产归公。显然，这不利于保护公民的个人私有财产权，可能挫伤人们创造和积累财富的积极性。
第三，这与我国民众的继承习惯不完全相符。在我国，目前社会保障机制尚未完全建立，现实生活中无子女的叔、伯、姑、舅、姨，由其侄子女、外甥子女给予精神上的慰籍，经济上的供给及生活上的帮助的情况较多，但是我国法定继承人的范围并不包括上述亲属，这不利于发扬近亲属之间相互扶养的传统美德，也与我国民间这些亲属之间有相互继承遗产的习惯相悖。[8]由于我国家庭人口结构的小型化，未生活在同一家庭中的近亲属之间的联系，尤其是经济上的联系相对传统农业社会而言较为松散。在目前我国以家庭养老为主的养老模式下，在农村剩余劳动力外出务工、子女在外求学、参军等情况下，就会出现大量的空巢家庭。[9]我国法定继承人范围的修改，应当考虑如何有利于激励近亲属间经济上相互扶养与生活上相互照料的积极性，以利于保障老年人尤其是空巢家庭老年人的晚年生活。因此，我国应当适当扩大法定血亲继承人的范围，增加兄弟姐妹的子女作为法定继承人。
第四，这不利于保护涉外及涉港、澳、台继承案件当事人的财产继承权。随着我国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中外民众交往逐渐增多，同时我国内地民众与港、澳、台三地区民众间的交往也更频繁。与之相应，涉外及涉港、澳、台继承案件也有所增多。我国内地法定继承人的范围过窄，不利于保护涉外及涉港、澳、台继承案件当事人的财产继承权。在国外，为防止遗产因无人继承而归公，有的国家的立法有扩大法定继承人范围的趋势。如 2003 年 3 月 1 日施行的《俄罗斯联邦民法典》对法定继承人的范围做了重大修改，已极大地扩大了法定继承人的范围： 长辈血亲止于被继承人的曾祖父母和外曾祖父母及表、堂祖父母，表、堂外祖父母的子女，晚辈血亲止于被继承人的表、堂孙子女的子女，此外还包括被继承人的继父、继母以及继承人之外受被继承人扶养的人等。[10]404我们认为，此立法动向值得注意，我国应当适当扩大法定继承人的范围。
2、形成扶养教育关系的继父母与继子女互有继承权的规定不够合理。我国《婚姻法》第 27 条规定： “继父或继母和受其抚养教育的继子女间的权利和义务，适用本法对父母子女关系的有关规定。”我国《继承法》第 10 条亦规定，形成扶养教育关系的继父母与继子女互为法定继承人。对此，如前所述，我国有学者已提出此规定不利于离婚一方的再婚，因为这样可能影响夫妻关系，损害扶养继子女的继父母一方的亲生子女的利益。[11]我们赞同此观点。因为，在继父母扶养了继子女后，法律还强行规定继子女有权继承继父母的遗产，这也许会违背当事人的意愿。据我国学者的调查显示，尽管在我国一些地区存在平等对待继子女继承权的传统，但仍有部分人不承认继子女的继承权，且相当大比例的人选择对继子女的继承权视具体情况而定。如在北京地区，有 5． 9%的被调查者选择根本没有考虑过继子女的继承权，有 25． 9%的人选择会视具体情况而定。在重庆市有 11． 4% 的被调查者选择根本没有考虑过继子女的继承权，有 34． 8% 的人选择会视具体情况而定。在武汉市有 17． 1% 的被调查者选择根本没有考虑过继子女的继承权，有 31． 0% 的人选择会视具体情况而定。[12]342我们认为，继父母与继子女已经形成扶养关系的，如果继父母愿意让继子女继承其遗产，有以下三种方式可选择： 一是根据我国《收养法》的相关规定收养该继子女； 二是通过遗嘱将财产遗赠给该继子女( 继子女也可采取这种方式遗赠财产给继承父母) ； 三是可依《继承法》第 14 条的规定，请求酌情分得适当的遗产。通过以上措施，可以保护继父母与继子女双方的合法权益。
3、丧偶儿媳或丧偶女婿享有继承权的规定之不足。儿媳与公婆，女婿与岳父母为姻亲，许多国家法律规定姻亲之间无法定的权利义务关系。而我国《继承法》规定丧偶儿媳对公、婆，丧偶女婿对岳父、岳母，尽了主要赡养义务的，作为第一顺序继承人，旨在于鼓励丧偶的儿媳或女婿对公婆、岳父母的赡养。但近年来有学者对此规定提出了质疑，认为此规定有一定不合理的地方。一是此种规定将本应由道德调整的规定纳入到了法律调整的范围； 二是多数国家的继承法都未将姻亲纳入法定继承人范围； 三是此规定不符合我国民间按支继承的传统，可能会出现不公平。如果被继承人同样留有不止一个子女且每个子女都有子女时，丧偶儿媳对公、婆或丧偶女婿对岳父、岳母尽了主要赡养义务的，可以作为第一顺序法定继承人，并且其子女还可以代位继承，此时该支亲属就继承了两份遗产。但在尽了主要赡养义务的儿媳或女婿没有丧偶的情况下，该被继承人的子女就只能继承一份遗产。在此种情况下，两支亲属所尽义务基本相同，但继承份额却不同，就出现了遗产分配不公平的现象。我们赞同此观点。我们认为，如果丧偶儿媳对公、婆，丧偶女婿对岳父、岳母尽了主要赡养义务的，可以通过适用《继承法》第14 条酌情分得遗产的规定而予以适当补偿，但不宜将他们纳入法定继承人的范围。[2]
(二) 我国法定继承人顺序的立法之不足
如前所述，根据《继承法》第 10 条规定，法定继承人的顺序有如下二个： 第一顺序： 配偶、子女、父母； 第二顺序： 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我们认为，我国法定继承人顺序的立法存在以下不足之处：
1、我国法定继承人的顺序太少。关于法定继承人的顺序，与世界上其他国家相比，我国属于最少的。如《俄罗斯联邦民法典》规定的法定继承顺序有八个，英国的法定继承顺序有七个，澳大利亚大多数州和德国规定的法定继承顺序有五个，法国的法定继承顺序有四个，瑞士、日本、意大利( 除了国家作为第四顺序外) 和美国《统一遗嘱检验法典》的法定继承顺序有三个。我们认为，法定继承人的顺序太少，一方面容易导致遗产继承过于集中，另一方面容易导致无人继承而遗产归公。
2、我国法定继承人的顺序不够合理。我国法定继承人的顺序的安排主要有以下不足： 其一，父母与子女同为第一顺序法定继承人，这不符合我国民众的继承意愿和继承习惯。根据我国学者调查，从我国民众的继承意愿看，大多数被调查者都希望配偶和子女为第一顺序法定继承人，父母为第二顺序法定继承人。[12]69另据我国学者调查，在我国民间，如果死者留有后人( 子女) 时，父母一般不继承遗产。其二，配偶为固定的第一顺序法定继承人，这对配偶继承权的保护力度还不够。在现代社会，夫妻作为家庭的核心成员，配偶的继承地位得到了进一步提高。与部分国家相比，我国将配偶列为固定的第一顺序法定继承人，其所得之遗产最多固然可能是全部，但如果死者有多个子女并留下父母时，其继承份额则十分有限。其三，我国法定继承人顺序的规定，未能兼顾保障配偶继承人与血亲继承人的继承权。在我国家庭结构已呈小型化核心家庭为主的社会背景下，在保护配偶继承权的同时，血亲继承人的继承权也应当受到保障。如果配偶被固定在第一顺序参加继承，有可能使第二顺序的血亲继承人不能参加继承而其继承权不能实现。因此，许多国家的继承法都明确规定，配偶为不固定顺序的法定继承人，其可以与其他顺序的血亲继承人一起共同继承。如法国、德国、瑞士、日本、意大利以及英国、美国、澳大利亚等国的立法，以兼顾保护配偶继承人与血亲继承人的继承权。[10]407在我国，根据现行法定继承顺序，在无第一顺序的其他法定继承人时，所有遗产归配偶所有，而顺序在后的血亲继承人的继承权全部落空。我国有学者指出，这样的顺序安排还可能会容易导致遗产归公。如果配偶在继承遗产后其没有法定继承人时，虽被继承人还有第二顺序的法定继承人但也不能继承，而被继承人的遗产则应归公，“缩短了私有财产收归国有的行程”。[13]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我国《继承法》有关法定继承人的顺序应当适当调整，应当将子女及其晚辈直系血亲作为第一顺序法定继承人，这既符合我国民众的继承的意愿和习惯，也与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立法相一致。同时，父母是被继承人最近的直系尊血亲，父母与祖父母、外祖父母、兄弟姐妹相比，与被继承人关系比后者更为密切，在没有直系晚辈血亲时，大多数人希望由父母继承遗产。因此，父母应作为第二顺序法定继承人。关于兄弟姐妹及其子女与祖父母、外祖父母的继承顺序，我们认为，为尽可能使遗产不外流于更远的旁系血亲，应将兄弟姐妹及其子女作为第三顺序继承人。在兄弟姐妹死亡时，由其子女代位继承。祖父母、外祖父母的继承顺序宜放在兄弟姐妹及其子女之后，作为第四顺序继承人。关于配偶的继承顺序，建议配偶不固定继承顺序，配偶可以参与到第一、第二、第三继承顺序中共同继承。在无前三个顺序时，由配偶取得全部的遗产，这样可以避免遗产向更远的旁系血亲扩散，以兼顾保护配偶继承人和血亲继承人的继承权。此外，为加强对配偶继承权的保护和保障父母、祖父母和外祖父母的晚年生活，需要增设两种制度： 一是配偶对特殊遗产的先取权和家庭住房的终生居住权； 二是受被继承人扶养的未参加继承的父母、祖父母和外祖父母对特殊遗产的终生使用权。
三、完善我国法定继承人范围和顺序的立法建议
基于上述分析，根据保护私有财产继承权的基本原则，本着对被继承人财产所有权的尊重及各种继承人之继承权的兼顾保护，借鉴国外立法经验，结合我国民众的继承意愿和继承习惯，我们提出以下完善我国法定继承人范围与顺序的立法建议：
(一) 适当调整我国法定继承人的范围
第一，建议适当扩大法定血亲继承人的范围，增加兄弟姐妹的子女作为法定继承人。[14]
第二，建议删除形成扶养教育关系的继父母与继子女相互继承遗产的规定，同时新增规定： 继父母与继子女相互形成扶养关系的，可以依据《继承法》第 14 条的规定，请求酌情分得适当的遗产。
第三，建议删除尽了主要赡养义务的丧偶儿媳和丧偶女婿作为法定继承人的规定，同时新增规定： 丧偶儿媳对公、婆，丧偶女婿对岳父、岳母，尽了主要赡养义务的，可以根据《继承法》第 14条的规定，请求酌情分得适当的遗产。[12]70
(二) 适当调整我国法定继承人的顺序
建议对我国法定继承人的顺序进行调整和补充，作出如下规定：
在法定继承时，遗产按照下列顺序继承：
第一顺序： 子女及其晚辈直系血亲。子女先于被继承人死亡的，由其晚辈直系血亲代位继承，以代数近者为先。
第二顺序： 父母。
第三顺序： 兄弟姐妹及其子女。兄弟姐妹先于被继承人死亡的，由其子女代位继承。
第四顺序： 祖父母、外祖父。
继承开始后，由顺序在先的继承人继承。没有前一顺序继承人或前一顺序继承人都放弃继承权的，由后一顺序继承人继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