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灾事故认定为何法院不受理/张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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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运城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运城市非公有制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社会统筹暂行办法

　　第一条 为了认真贯彻国务院《社会保险费征缴暂行条例》和《关于完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决定》（国发[2005]38号）及《山西省人民政府关于贯彻国务院完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决定的实施意见》（晋政发[2006]32号）精神，加快我市非公有制企业建立社会保障体系步伐，保护非公有制企业职工的合法权益，维护社会稳定，促进非公有制企业发展，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我市辖区内非公有制企业职工、城镇个体工商户和灵活就业人员以及在非公有制企业就业的农民工。
　　第三条 参加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应到当地社会养老保险经办机构申请办理社会保险登记，填写社会保险登记表，并出示以下证明和资料：
　　（一）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申请；
　　（二）营业执照、批准成立证件或其他核准执业证件；
　　（三）国家质量技术监督部门颁发的组织机构统一代码证书；
　　（四）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
　　（五）银行出具该缴费单位开设的基本账户的开户证件；
　　（六）本单位报统计部门上一年度劳动工资统计年报表；
　　（七）本单位职工月缴费工资和缴费标准核定表。
　　申请参保单位按规定填报社会保险登记表，提供有关证件和资料后，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应及时受理，符合规定的予以登记，发给《社会保险登记证》。
　　第四条 缴费单位应当按月申报。申报时携带《社会保险登记证》、上年上报统计部门的劳资统计报表和代扣代缴职工个人缴费明细表，到当地社会养老保险经办机构办理缴费申报；缴费单位如有人员变动，可在每月5日前上报上月人员增减情况表，否则视同该缴费单位无人员变动。
　　第五条 基本养老保险费以本企业上年（月）全部职工月平均工资总额为缴费基数，职工实际收入低于全省上年度60%的，按60%的基数计征，高于300%的部分予以封顶。新成立的非公有制企业，当年缴费以上年度全省在岗职工月平均工资60%—300%为缴费基数。
　　非公有制企业缴费比例：单位为20%，职工个人为8%；城镇个体工商户和灵活就业人员缴费基数原则上为全省上年度在岗职工平均工资，缴费比例为20%（有雇员的个体工商户，雇主为雇员缴纳12%，雇员本人缴纳8%），对个人缴费确有困难的，缴费基数2007年可为全省上年度在岗职工平均工资的70%，2008年为80%，2009年为90%，从2010年1月起，缴费基数统一为全省上年度在岗职工平均工资。
　　第六条 缴费单位必须在每月15日前按照社会养老保险经办机构核准的缴费申报额缴纳养老保险费。非公有制企业和城镇个体工商户及灵活就业人员的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在税前提取，不计征任何税费。
　　城镇个体工商户及灵活就业人员，可按季、半年、年度合并缴纳养老保险费，缴费时间可累计折算。
　　第七条 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应当为缴费职工建立基本养老保险个人账户。职工个人账户的记账规模为8%，全部由个人缴费形成，单位缴费部分不再划入个人账户。社会保险经办机构要责成专人保存缴费记录，保证其完整、安全，每年应当至少向缴费职工个人公布一次个人账户记账情况。
　　职工与企业解除或终止劳动关系后，职工养老保险关系按规定保留，由养老保险经办机构负责管理，保管其个人账户并计息。职工调动时，个人账户全部随同转移。职工或退休人员死亡时，个人账户中的个人缴费余额可以继承。
　　第八条 非公有制企业中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的农民合同制职工和城镇个体工商户及灵活就业人员，男年满60周岁，女年满55周岁，经劳动保障行政部门批准，均可办理退休审批手续。缴费年限累计满15年的，且达到退休年龄，可按规定领取基本养老保险金。缴费年限累计不满15年的，其个人账户全部储存额一次性支付给本人，按累计缴费年限每满一年再发给一个月本人指数化月平均工资，同时终止养老保险关系，不得以事后追补缴费的方式增加缴费年限。农民合同制职工结算的资金，可直接缴纳到户籍所在地的县级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机构，按农村养老保险规定按月领取养老金。
　　第九条 《山西省人民政府关于贯彻<国务院关于建立统一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决定>的实施意见》（晋政发[1998]21号，以下简称《意见》）实施后参加工作、缴费年限（含视同缴费年限，下同）累计满15年的人员，退休后按月发给基本养老金。基本养老金由基础养老金和个人账户养老金组成。
　　《意见》实施前参加工作，本意见实施后退休且缴费年限累计满15年的人员，在发给基础养老金和个人账户养老金的基础上，再发给过渡性养老金和调节金。
　　中断养老保险关系，停止缴费在一年以上的非公有制企业，劳动保障行政部门不予办理退休手续。单位重新办理参保登记，并补缴以前年度欠费的，从缴清的下月起，恢复正常退休的审批工作。
　　非公有制企业职工退休后，享受与国有企业退休人员同等的养老保险政策待遇。
　　第十条 参加养老保险的农民合同制职工，在与企业终止或解除劳动关系后，由社会养老保险经办机构保留其养老保险关系，保管其个人账户并计息，凡重新就业的，应接续或转移养老保险关系，就不了业的，也可根据本人申请将其个人账户个人缴费部分一次性支付给本人，同时终止养老保险关系。
　　第十一条 非公有制企业职工、城镇个体工商户及灵活就业人员办理退休审批时，当地社会养老保险机构应出具职工有关资料。
　　第十二条 对未按规定办理社会保险登记的或未按规定申报应当缴纳社会保险费数额的，由市劳动保障行政部门责令限期改正；情节严重和情节特别严重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市劳动保障部门可依照有关法律法规规定，予以罚款。
　　未按规定缴费的，由市劳动保障行政部门责令其限期缴纳，逾期仍不缴纳的，除补缴欠缴数额外，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可依照有关法律法规规定，按日加收滞纳金，并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以罚款，滞纳金并入养老保险基金。
　　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对拒不参加社会保险、有资金能力而拒不缴纳社会保险费和拒绝履行补缴计划的企业要及时下达《劳动监察责令整改指令书》，责令其限期改正；延迟缴纳的，依法作出行政处理决定。仍拒不缴纳或拒不补缴的，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第十三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30日后执行。运城市人民政府办公厅2003年3月10日发布的《运城市民营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社会统筹暂行办法》（运政办发[2003]21号文件）同时废止。
　　
　　 二OO七年四月五日

张守文 北京大学法学院 教授

四、分配结构调整的财税法理论提炼

分配结构的财税法调整，需要有理论的指导和支撑，需要体现相应的理念和价值追求，以确保分配结构调整与财税法制度建构的系统性、科学性和内在一致性。为此，财税法理论应当有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即分配理论，[1]以及更为具体的有关分配结构调整的理论。但从总体上说，以往的财税法研究对此几乎未予关注，因而需要结合前面的有关探讨，结合财税法的制度实践，进一步提炼财税法领域的分配理论，以及更为具体的分配结构调整的理论。事实上，在财税法的分配理论中，分配结构调整理论是核心，因为整个财税法的制度安排或制度调整，在一定意义上都是围绕分配结构的调整展开的，由此视角可以对整个财税法的理论和制度进行考察和解析。

结合前面的理论探讨与现实的制度实践，可以提炼出财税法理论中的分配理论，作为分配结构调整的财税法理论基础，具体包括关联理论、功用理论、目标理论、适度理论、系统理论、范畴理论，等等。现分别简析如下：

第一，关联理论强调，分配与制度的关联以及分配结构与财税法调整的关联，是运用财税法调整分配结构的重要基础；没有上述关联，财税法的调整就不可能影响分配结构。如前所述，财税法规定的大量分配制度，对分配结构的形成和变革具有重要影响；同时，财税法对于各类主体收益分配权的配置，会直接决定分配结构的合理性。要优化分配结构，就必须在财税法上合理地配置收益分配权。关联理论着重解决的是“对分配结构进行财税法调整”的必要性和可行性的问题，强调要不断优化财税法上的收益分配权配置。

第二，功用理论强调，财税法对分配结构调整具有特殊功用。前面的探讨表明，对于分配结构的调整，不同类型法律的功用各不相同：传统法对于初次分配的调整功用往往更大；而现代法对于再分配的调整功用则更为突出。若从宏观调控角度把财税法归入经济法，则其解决再分配问题的功用更引人注目。此外，由于财税法的调整同样会影响初次分配的相关要素，因而其对于初次分配的功用不可忽视。在分配结构的调整方面，财税法的功用更为特殊，作用的空间更为广阔。

第三，目标理论强调，财税法作为典型的分配法，其主要目标就是通过规范分配行为、保障分配权益，来实现宏观调控和资源配置的效益，保障经济公平和社会公平，从而促进经济与社会的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而分配结构的调整，同样应当有助于提高宏观调控和资源配置的效益，保障和促进公平与正义，推进经济稳定增长与社会和谐稳定。可见，分配结构的调整应当与财税法的调整目标保持一致。

财税法的目标既与其前述的功用直接相关，也与财税法的特定价值密不可分。诸如公平、效率、秩序、正义等价值，对于分配结构调整同样非常重要。通过财税法的有效调整，实现分配结构的优化，应当更加有助于增进分配公平，提高分配效率，保障分配秩序，从而实现分配正义。

第四，适度理论强调，分配一定要适度，要“成比例”。亚里士多德在谈到分配的公正时认为，“公正必定是适度的、平等的”，强调“分配的公正在于成比例，不公正则在于违反比例”。[2]分配结构的调整，与宪政理论、人权理论、宏观调控理论等直接相关，无论基于限制政府权力、保障基本人权，还是基于保障调控实效的考虑，财富或收入的分配都必须适度，尤其不能给国民造成不应有的侵害，应当努力把对国民的影响降到最小。

适度理论中还蕴含着一些指导分配结构调整的重要思想。例如，基于政府提供公共物品的定位，政府不能与民争利，其收入能够满足公共物品的提供即可，而无需在整个国民收入中占比过高。此外，在国家征收比例方面，要实现“富国裕民”或“民富国强”的目标，就必须真正“裕民”，实现“民富”，国家在财富的征收方面就不能伤及“财税之本”。依据著名的“拉弗曲线”（Laffer Curve）所体现的“拉弗定律”，一国课税必须适度，不能税率过高，更不能进入课税禁区，必须使税负合理，以涵养更多的税源。从制度实践来看，体现这一重要思想的美国《1986年税制改革法》，[3]为世界范围内的税法改革提供了重要的思路。我国有关“宽税基、低税率”的主张甚多，其实就是适度思想的体现。类似地，德国联邦宪法法院在审判实践中形成的“半数原则”，[4]强调私有财产应以私用为主，其负担的税收不应超过其应有或实有收益的“半数”，以更好地保障私人产权。在这一过程中，确立良性的“取予关系”非常重要，[5]它是国家与国民之间良性互动的前提和基础，也是政府合法化水平不断提高的重要基础。

适度理论与上述的目标理论也密切相关，它强调在实现目标的手段方面，无论是分配结构的调整，还是财税法的调整，都应当强调适度；只有分配适度，才能实现公平、公正，才能形成良好的分配秩序，各类主体及其行为才可持续。

第五，系统理论强调，分配问题非常复杂，无论是对分配结构的调整，还是通过财税法来解决分配问题，都需要从整体上系统地考虑。事实上，财税法解决分配问题，需要财税法内部各类制度的配套；同时，要全面解决分配结构的调整问题，财税法仍有很大局限性，需要不断完善自身的法律结构，实现分配结构与财税法自身结构的“双重调整”，[6]加强与其他相关法律制度的协同，以更好地规范分配关系，形成良好的分配秩序。

此外，系统理论还强调，财税法上的收益分配权配置，直接影响相关的分配结构，以及财税法的调整功能，因此，必须关注收益分配权结构的合理性，并对相应的财权或税权结构进行动态调整，以更好地实现财税法系统的功能。

第六，范畴理论强调，财税法中的大量制度都是在规定分配主体、分配行为、分配权利、分配义务、分配责任，并通过这些分配制度的安排，来解决分配问题，防止分配失衡，确保分配秩序，实现分配公平和分配正义，从而形成了一系列重要的“分配”范畴。这些范畴对于构建财税法学较为系统的分配理论非常重要。与此同时，通过构建分配范畴体系，可以重新审视整个财税法和财税法学，从而有助于更好地理解：为什么“财税法是分配法”以及为什么“分配是贯穿整个财税法学的重要线索”，等等。

以上只是对分配结构调整影响较大的几类重要分配理论的简要解析，其实，上述理论的内容是非常丰富的，不仅对分配结构调整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对于完善现行的财税法制度，推进分配结构的优化，亦具有重要价值。为此，有必要结合上述理论，探讨针对各类现实分配问题的财税法调整问题。

五、针对现实分配问题的财税法调整

调整分配结构，促其不断优化，应着力解决宏观上的分配结构失衡问题，以及现实中突出存在的分配差距过大、分配不公等分配问题。为此，需要针对上述各类问题，结合上述的分配理论，调整财税法的内部结构，改变不合理的权利配置，全面推进财税法具体制度的完善，实现财税法的有效调整。

（一）针对分配结构失衡问题的财税法调整

分配结构的失衡，是财税法调整应予解决的重大问题。财税法的制度完善，尤其应针对重要的、特殊的分配结构来展开。例如，政府、企业、个人三大主体所构成的“三者结构”历来备受重视；同时，高收入者、中等收入者、低收入者所构成的“三者结构”也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关注。针对这两类“三者结构”，在财税法上应当合理界定各类主体的收益分配权，并在制度设计上予以公平保护。

如前所述，近些年来，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占比，以及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占比都相对偏低。这“两个比重”偏低的问题，作为分配结构失衡的重要体现，已经引起了国家和社会各界的高度重视。我国在2007年10月就提出要“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近几年来，“合理调整收入分配关系，努力提高两个比重，尽快扭转收入差距扩大趋势”已成为普遍共识，并已被列入《“十二五”规划纲要》。在未来相当长的时期，如何提高“两个比重”，既是分配结构调整的重要使命，也是财税法调整的重要目标。

1.居民收入占比过低的财税法调整

针对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中占比过低的问题，应当在财税法的调整方面作出诸多重要安排，通过多种影响再分配的法律手段，不断提高居民收入的数额，以及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占比。

在提高居民收入数额方面，可用的财税法手段颇多。例如，通过实施转移支付制度，加大财政补贴、社会保障方面的数额，可使居民收入得到提升，真正做到“用之于民”；通过各类税法制度的调整，可适当降低居民的税负水平，真正做到“多予少取”，从而在实质上扩大居民的可支配收入，等等。

在提高居民收入数额的同时，尚需通过财税法的调整，在整体上提高居民收入的占比。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财政收入连年大幅高于GDP的增速，在整体国民收入中的占比逐年攀升，已受到不少诟病。如何通过财税法制度的完善，形成国家与国民合理的收入分配结构，以确保收入分配秩序，解决现行财税制度的“过度征收”问题，已经迫在眉睫。

上述财政收入连年大幅增收的现象，有多方面的经济和法律原因，其中，各种类型的“重复征税”是较为重要的法律原因。无论是税制性的重复征税，还是法律性的抑或经济性的重复征税，都会严重损害国民权益，影响相关主体的有效发展。近年来全球性的通货膨胀在持续走高，我国国内的通胀问题也十分突出。面对节节攀升的CPI，人们惊奇地发现，重复征税的问题已经成为导致物价上涨过快的重要诱因。因此，对于税制性重复征税，必须考虑税制的整体优化，必须加强税收立法的协调和统合。当前，财税法律制度不协调导致的不合理的税制性重复征税，以及由此引发的税负过重问题，直接影响了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和整体占比，解决此类重复征税问题，应当是完善现行财税制度的一个重点。